抗战胜利与根据地建设 

——宝应老区的历史性尽责与作用

作者:单德馨日期:2015-7-15

宝应全境是革命老区。属苏中抗日根据地。苏中党政军领导机关和新四军一师师部都曾经在这里驻扎近两年,直到抗战的全面胜利。这宝应便成了苏中领导抗日武装斗争开展大反攻的指挥中心,同时成了苏中根据地建设的试点与先行典型。展示出敌后根据地在夺取抗战胜利中的应有地位和作用。

我们党的抗日武装斗争的开展和抗日民主根据地建设是同步进行、互为作用的。宝应于1941年,由新四军六师十八旅派遣组成“挺进支队”,先期进入县域南部的临北地区,即在模范伪化县范围内开辟抗日根据地。一方面宣传发动群众,进行反扫荡、反清乡、反围剿的游击活动;一方面主动攻克日伪顽的敌据点。先后展开的武装斗争大小百余次,其中有著名的曹甸、车桥战役,大官庄、王家营战斗以及县城宝应解放,并都入编到《新四军辞典》中。部队将敌人据点拔除到那里,根据地就开辟建设到那里,抗战与建设都极其艰巨,关联度举足轻重。特别是1944年初,著名的车桥战役(时属宝应北部重镇)的胜利,奠定了根据地的开辟、稳定、拓展、连片与全面建设的基本条件。

(一)实行“三三制”,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民主政权。这是根据地形成的重要标志,也是实行新民主主义政治的重要事实。苏中根据地的建政工作是自上而下进行的。注重改造基层政权机构,加强民主建设。抗日民主政权建设,实行“三三制”,即:政权组成人员中,共产党员、左派进步分子、中间分子各占三分之一。1943年苏中区党委首先帮助宝应建立了县、区级政权。继而于当年6月,苏中由第一行署专员韦永义、第一地委组织部长周山分别带领工作组,到宝应柳堡乡进行乡选、村选的新乡制试点。按照公布的区、乡、镇政府《组织法》和暂行《选举法》的要求实施。他们用了21天时间在宣传发动群众、完善群众组织、审理公民资格、落实减租减息的基础上,以“丢豆子”的方法,进行民主选举。试点很成功,为宝应及苏中提供了先行经验。宝应本身也相应试点,进行人事工作及其制度的改造。即时调集100余人,经新乡制训练班50天培训,便分赴各乡工作。1944年春,全县普遍开展乡、村选举,改造了原有乡、保、甲制,从上到下,建立健全了民主政权和民主机制。从而摧毁了基层伪化政权和封建专制势力。“三三制”政权的实施,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各阶层人士,包括改造刀会、收编起义部队,结交爱国志士共同抗日,扫除了障碍,铺平了道路。这在本地,抑或在全局,都具有革故鼎新,开创未来的深远历史意义。

(二)加强党建,提高组织程度,在发动群众中开创联合局面。宝应抗日根据地初始阶段,是由新四军两拨人马一先一后从南线和北线入境开展活动的。并分别建立了湖东工委和运东工委的党组织。为加强党对根据地的统一领导,1943年5月,在西安丰镇成立中共宝应县委。对已开辟地区则分别建立起8个区党委,还相继建立了村党支部。苏中区党委和一地委多次派来干部充实县区领导力量。如射阳区委是由苏中调来的胡范(原苏中四地委民运部副部长)任书记。各级党组织还积极发展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和基本群众入党,大力培养和选取本地区在斗争中表现好的党员进入各级领导岗位。据1943年统计,全县发展党员已达1052人。为了适应变化了的抗战形势,努力民众工作,在苏中区党委的直接领导下,各地通过宣传发动,在社会的各个层面成立群众组织,如农抗会、妇抗会、青抗会、渔抗会、商抗会、教抗会、僧抗会、儿童团等,还在县城成立工会。这样的群团形式,犹如粘和剂般地把散漫的群众一下子就联合起来了!各群众团体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各种抗日活动,群情激奋,生机蓬勃。苏中范围的工、农、青、妇、教等代表大会,相继并分别在宝应鹤儿湾、固晋、林溪、团庄等地召开。发动群众,必须组织群众。广大人民有了自己的群团组织形式,便从广度和深度上凝结民心,形成合力,协调行动,为抗击日伪之敌形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和壮阔的人民战争,发挥出联合作用和桥梁纽带作用,焕发出集体智慧与巨大威力。

(三)组织大生产运动,以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强壮了后盾。1943年,通过农抗会等组织发动农民首先开展“减租减息”运动,贯彻实行土地租佃制度,厉行“二五减租”、“分半减息”的政策,满足广大农民的基本要求,推动其他阶级坚持抗战。这也成为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动力。当年就形成从部队到地方绝无例外地参加这个运动,从宝应到苏中普遍呈现出热火朝天的大生产局面。粟裕、陈丕显、管文蔚、季方等苏中党政军领导同志都在自己居住的房前屋后种菜长瓜。苏中公学组成1500人的劳动大军开进绿草荡屯垦荒滩,开发50亩良田长上慈姑和绿豆。县区机关人人参加纺棉纱,减轻人民负担。县独立团劳武结合,种粮长菜,做到自给自足。大生产运动还推动了广大农民兴修水利,增添大型农具,改善生产条件,还推动了由农民自发组建的经济合作组织。如,在生产、消费、运输等方面投股分红的合作社。到1945年7月,全县共建各种类型的合作社79个,社员达4.54万人,拥有股金(抗币)64.8万元。

随着大生产运动的蓬勃发展,根据地财政经济状况日渐好转。而此时的顽伪政权,则又从经济领域对我进行封锁侵扰,妄图扼杀根据地生机。他们疯狂地向根据地增发、滥发“法币”、“伪币”,大肆抢购粮食、物资,物价随之猛涨。以鲁垛庄的胥福祥为例,他当年用30担稻谷价值2万元伪币,做了3趟生意,赚伪币8万余元,本利计有10万余元。这本来可购150担稻谷的10万余元,此时只能买到2担稻谷。大后方的大量农副产品为这种膨胀的货币所掠夺,给宝应乃至苏中财政经济和物资给养带来困难。宝应县政府及时贯彻苏中行署“紧急开展对敌经济斗争”的指示精神,与之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采取以根据地印的抗币为本币,增发抗币,各项经营活动均以抗币标价与结算。对“伪币”,则通过与抗币折换,打击非法交易,限期予以排除。对“法币”,则采取既利用又限制,利用它向敌占区购回军需,限制它在根据地恶性膨胀,通过提高抗币币值,逐步进行排斥,最终彻底废除。同时,加强货物管理和对外(指敌占区)贸易管理,设立专门机构,采取制订法规,发布公告,设立关卡,明确流通、交换、纳税政策和措施,维护合法利益。严禁囤积居奇、哄抬物价,严格查缉黑市走私、非法经营和资敌活动。这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巩固、建设和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四)发展革命文化武装民众,觉悟人生追求新理念。通过文化教育建设,有效地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是夺取抗战胜利和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前提和基础。1942年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大规模的整风运动,苏中领导机关因战事紧迫,直到迁驻宝应,才全面贯彻实施。1944年宝应县团区级干部先行参加苏中党校的整风学习,继而集中全县基层干部整顿“三风”,即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从而提高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从上到下,达到空前的团结和统一。在进行党员干部教育的同时,发展革命文化运动,以设在宝应的苏中党校、苏中公学和宝应县委党校、县安宜师范为阵地,广泛吸纳来自大江南北的知识分子和进步青年参加学习培训,壮大抗日队伍和革命力量。积极开办冬学,普及文化,以推动国民社会教育。这不仅是宣传发动群众的需要,也是人民群众自身明白事理,觉悟人生的渴求。所办的冬学240所,参加学习的成年人9600名。教材自编,如《万事通》、《明理小唱》,把学文化和明事理紧密结合在一起,在传唱中得以普及教育,使群众很快弄清对于老政府、伪政府、新政府,以及中央军、和平军、新四军这之间有什么不同,谁是抗日的,谁是帮助劳动人民翻身的,又怎样看待新政府、新四军,有了进一步认知和深切了解。这也为广大群众自觉投入抗日斗争的总反攻打牢思想基础。与此同时,积极发展儿童和青少年教育。至1945年宝应全县建立小学35所、改良私塾150所,共有学生3650人。在办学过程中,县里还同时举办讲习会,组织讲授“教育为谁服务”和“所谓正统”的课题,帮助确立教育为人民的思想,帮助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文化教育活动的深入展开,各种文化团体相继建立,都与革命斗争和根据地建设同步发展。苏中公学在宝应期间不仅培养4000多名来自大江南北的进步青年,还积极开展文艺宣传。该公学自编自演的大型历史剧《甲申记》、苏中军区文工团演出的苏联大型现代剧《前线》、苏中党校演出的大型现代剧《日出》,都在宝应产生轰动的宣传教育效应,有力地推动宝应的文化建设。宝应县乡也及时组建了农民剧团。宣传部门组织编写的具有相应内容、群众喜闻乐见的革命歌曲、戏剧、小调得以广泛演出传唱。在乡选、参军、查减工作和打破经济封锁的对敌斗争中,还配合编演40多个剧目。仅在对敌经济斗争中就排演了《伪币坑人》、《合作社》、《莫上当》、《黑市》、《生财之道》等13个戏和活报剧,演出30多场。在动员参军中,当场就有人跳上英雄台,报名参军。那时,宝应农村到处歌声荡漾,根据地生活一片蓬勃生机。文艺宣传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

在今天庄重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宝应人民从自己本土的光辉史页中,捧起这革命优良传统的经典,捧起这真正的传世瑰宝,并更加敬重她、珍惜她、弘扬她。她是养育新生历史的摇篮,是走向未来的基石,是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和力量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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