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多人眼里，宝应现在不产马养马，也许过去也不产马养马，可能自古以来就与马关系不大，更谈不上有多少与马相关的历史故事了。其实，在过去漫长的几千年历史岁月里，宝应一直是产马养马用马的地方，还留下许多关于马的历史记忆。

宝应的远古先民“夷人”就善于骑马射箭

远古时代，宝应的先民被称之为“淮夷”的“夷”人。《说文解字》对“夷”的解释是：“持弓之人也。”由此不难看出宝应的先民们远古时代就是善于骑马射箭的族群。事实也是如此，远古时代宝应这地方曾经是莺飞草长的海滨草地，有着一个相对温暖潮湿、植被茂盛的生活环境，先民们与猛犸象、菱齿象、麋鹿、披毛犀、原始牛以及原始马等大型古哺乳动物生活在一起。到了先秦时期，先民们已经开始驯养马和使用马。《左传·僖公十六年》记载：“（公元前644年）大雨雹，牛马死，江淮俱冻。”这是史书关于宝应地区“马”的最早记载，说明当时的宝应地区不但有马，而且是家用的重要牲畜。

秦汉时期宝应人的生活已离不开“马”

不仅有源于中原帝姓“嬴”的“马”姓，就连秦朝宝应地区最早的行政县东阳县就是在当时“马”姓集中的“马坝”这地方建立起来的。到了汉朝时期，“马”与猪、牛、羊、鸡、狗一起成为平常百姓人家饲养的“六畜”，人们的生产生活都离不开“六畜”，甚至就连人去世都要都要烧制“六畜俑”陪葬。1980年，在射阳湖镇汉墓里就出土过“六畜俑”，其中“陶马俑”（见上图宝应县博物馆藏的汉朝陶马俑）在“六畜俑”中体肥腰圆、身形最高大，制作技艺简练写实，是宝应本土现存最早“马”的文物和工艺品。

汉朝“跑马阵”已演变成现代民间歌舞“跑马灯”

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初春，江都王刘建女儿刘细君被汉武帝许配给乌孙国国王猎骄靡，刘细君远嫁乌孙国沿古邗沟北上经过射阳县（西汉时宝应地域东部的一个县）时，传说当时的宝应民众在邗沟古道旁用“跑马阵”歌舞欢送刘细君远嫁塞外。后来，宝应人为纪念刘细君，就以刘细君出塞和亲为蓝本，以五色纸竹马当马，以柳枝作鞭，将汉朝的“跑马阵”演变成现代的民间歌舞“跑马灯”。如今，“跑马灯”不仅成为宝应县的一种民间歌舞艺术，还是江苏省的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久前，江苏卫视专程赴宝应采访拍摄已有2000多年历史的“跑马阵”非遗项目。

唐朝诗人骑马来宝应吊古抒怀

唐朝时，宝应县是当时经济持续发展的“望县”，水陆交通便捷的宝应成为当时文人商贾“骑马上扬州”的“要道口”，有史可寻的南来北往经过宝应的唐朝著名诗人就有韦应物、李白、李嘉祐、储光羲、温庭筠、高适等，他们来到宝应不但要访贤吊古，还要作诗抒怀。唐朝著名诗人、词人温庭筠路过宝应特地驱车射阳古城拜谒陈琳墓，写下《过陈琳墓》一诗，抒发了“词客有灵应识我，霸才无主独怜君”同病相邻的惆怅。唐朝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一生曾两度来到宝应地区当时的安宜县，写下了多首吟咏宝应的诗篇。其中一首《白田马上闻莺》用形象的诗句为我们描绘出一幅骑马行走在初夏安宜美丽城乡的轻快画面。

宋朝的宝应大地“铁戈战马”两百年

宋朝的时候，宝应地区成为宋金长期交战的战场，宝应大地上可以说是铁戈战马无数。宋绍兴六年（公元1136年），淮东路宣抚处置使韩世忠军马驻守宝应芦村地区筑成“韩王城”；宋绍兴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江淮制置使刘锜派遣统制王刚率兵马五千驻扎宝应南乡(今安宜镇马庄村)筑成“金牛城”；浙西路马步军副总管李宝奉命驻防宝应，在运河两岸设阵击退金将萧琦的先锋骑兵部队。

元朝时“宝应路兵马司”设在宝应

元至正年间，农民起义军领袖刘福通等拥立韩林儿为皇帝建立“龙凤政权”，朱元璋为其左副元帅。至正十五年，韩林儿“龙凤政权”转战宝应及周边地区，将“宝应县”升为“宝应路”，同时设立军事管理机构“宝应路兵马司”，背刻“至正十五年造”的 “宝应路兵马司”‌铜印现今收藏在南京博物院。

明朝宝应“安平驿马”名震江淮

永乐十三年（公元1415年）明成祖决定停止海运改走内河漕运后，地处运河两岸的宝应成为朝廷“漕粮兑运法‌”集中转运的漕运重地。当时的宝应不但转运漕粮，还接待南来北往的官商游客。承担迎来送往的宝应安平驿成为当时江淮间规模最大的驿站，传递政令、飞报军情、迎送官员的能力水陆兼备，仅驿马就有一百零六匹，还配备马夫、马房、马神庙、饮马塘、草料场等设施，而同时期的高邮盂城驿仅有驿马65匹，其他普通驿站仅有驿马5-20匹。那时的宝应城和运河驿道响起的马蹄声肯定是从安平驿派发的快马，今天我们行走在安宜镇北门外大街安平驿旧址“一寸巷"（原名“驿丞巷”），依然可以感受到明朝文学家徐桢卿《安平驿》诗句“欲识澄波三万顷，凭君须上驿前楼”所描写的雄伟和豪迈。

弘治帝的“买马冲边”正式结束宝应地区大规模养马牧马的历史

明朝时，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宝应始设马厂，开始为朝廷牧马供马。至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宝应共有曹村、永宁、群盖、南顺义等军马厂11处。弘治七年 (公元1494年)，由于宝应水田不断增加已不再适宜大规模牧马，朝廷才特许同意宝应可变牧马为“买马冲边”。自此，宝应地区才正式结束大规模养马牧马的历史。但人们对马的感情却依然如故，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知县张准在县城宁国寺东南建成马神庙供人们凭吊马神。

到了明朝后期，宝应地区仅有腰部地区少数地方养马，而且登记造册，尤其是种马更不得随便买卖，即使遇到荒年需要卖马度日也要得到朝廷批准。《明实录》（明神宗显皇帝实录卷之七十二）就记载：“明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二月，兵部上奏请求暂时准许变卖南直隶的安东、盐城、睢宁、宝应四个县饲养的七百五十四匹种马，每匹马估计价值十两银子，等到年成丰收的时候，再照旧购买并蓄养种马。帝准奏。”可见当时宝应县饲养种马的数量虽然不多，但很重要。据高邮县志记载，明末，镇守三海关宁远总兵官吴三桂（高邮界首陆漫沟人）还在高邮和今天宝应的氾水、夏集一带招兵买马，扩充军队。

清朝宝应“马步兵”用于守汛巡湖查私盐

清朝的时候，宝应的马匹大多被马步兵用于守汛巡湖查私盐。康熙五年（公元1666年）春，扬州府设宝应城守汛，调扬州营把总官1名、马步兵59名分派驻防塘汛14所。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扬州府在宝应湖西设衡阳镇汛，调扬州营千总官1名、马步兵30名，并拨泗州营步兵20名驻防巡逻湖西私盐。

乾隆“策马过宝应”把宝应的“马事”推上了历史顶峰

清廷是“马背上的朝廷”，一直推崇“马上治天下”，而乾隆皇帝更是把自己塑造成“马上皇帝”。乾隆皇帝不但规定八旗将领只能骑马不得乘轿，而且自己也以身作则，每次热河围猎或南巡路过省治、府治，乾隆都要弃舟登岸，骑马入城，就连小小的宝应县城乾隆都曾两次策马经过，乾隆的御马蹄声把宝应的“马事”送上了历史顶峰。

乾隆一生共六次南巡，往返12次，12次驻跸宝应（其中四次驻跸刘家堡、八次驻跸宝应海棠庵大营），两次骑马经过宝应城。乾隆二十二年（公元1757年）二月六日，乾隆帝二次南巡，御舟至宝应北门外，登陆策马穿城而过，赋诗《策马过宝应》一首。乾隆二十七年（公元1762年），乾隆帝第三次南巡，所写《过宝应县》诗中诗句：“安宜三度此经过，舍舟策马从民愿”明确告诉我们乾隆帝第三次南巡也骑马进城。《南巡盛典》详细的记录了乾隆两次策马宝应城的情况（见上图），无论是由北而南还是由北而南都要经过“南迎恩楼码头—向明南门—斗拱北门—北迎恩楼码头”这条线路，全程共计五里。值得一提的是：《南巡盛典》记载乾隆在宝应数次登岸“迎恩楼码头”的“码头”都写成“马头”。有专家考证“码头”源于古代便于兵马上下船的水上建筑“马头”，清朝时才有“码头”一词。皇家专用的“御马头”如果写成“御码头”有“石头跘脚之嫌，因此“御马头”也就成了与民用“码头”的区别性写法，而崇尚“马上治天下”康熙和乾隆御笔题词都写成“御马头”。

有关资料记载，乾隆第一次和第六次南巡时也曾进入过宝应县城，按照乾隆一直倡导的“马上治天下”理念看，乾隆应当也是骑马进入宝应县城的，如此说来乾隆六次南巡四次骑马进入宝应城，对于一座县城来说不失为是一个莫大的荣幸。至今，宝应城的运河边还存有“御马头”遗迹。

宝应几千年马事的历史记忆，在今天的宝应大地上可以找到许多历史痕迹，马栏、马厂、马舍、马路、马墩、马坝等45个“马字头”地名都成了宝应城乡的历史地名，这些历史地名背后隐藏的故事在马年又一次到来之时，将被人们再一次地说起谈起。传说唐朝大将尉迟恭、薛仁贵拴马驻军的射阳湖镇驻马街（见上图）也许又一次会成为人们追忆历史、闲聊“马事”的“网红”打卡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