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东开发开放,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同志亲自设计和领导的全国改革开放战略部署的一次重要实践。
浦东对应什么?浦东对应的是整个太平洋地区,面向世界,视野更加开阔了。有的专家把浦东开发的影响力,形象地比作 “两个扇面”:一个扇面是面向世界,一个扇面是面向国内。浦东在浩浩长江的出海口,可以辐射整个长江流域。浦东又面临太平洋,同周边国家可以优势互补。浦东开发,是上海迈向国际大都市与国际对话的重要一步。
在浦东开发之前,上海已经有了闵行、虹桥和漕河泾等经济开发区。浦东开发吸取了这些经济开发区的成功经验。浦东开发要面向更广阔的区域,要带动长江流域走向世界。浦东开发同深圳、珠海等特区的开发是不尽相同的。
浦东开发能不能成功,当时有一些人持怀疑态度。1989年春夏以后,国外不少人怀疑中国的改革开放,说浦东开发只是一个口号,是摆摆样子的。国内也有不少人心里没底,看见我们办公地点都是临时性的,而且十分简陋,甚至办公室的桌椅都是从浦西借来的,给人一种不踏实的感觉。
浦东新区开发办公室成立后,在金桥加工区最早引进的项目之一是来自上海友好城市日本大阪的“爱丽丝”品牌内衣。现在看来,这当然是一个“不起眼”的小项目。但是,这一项目的引进,却在上海、大阪两个友好城市间产生了广泛影响,并逐渐带动和影响了一批来自日本的大项目,比如索尼、夏普、藤田等。台湾地区的资金也跟进来了。有了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我们浦东开发办的同志,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向世界介绍浦东了。这就是信心啊!
浦东开发以后,浦东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浦东开发举世瞩目,取得了巨大成功。原本我们想象用三四十年时间才能看到的效果,现在基本实现了。这个结果是谁也没有料想到的。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上海市委、市政府就开始考虑浦东开发开放的研究咨询工作了。我有幸参加了市政府浦东开发研究咨询小组。这个小组汇聚了上海有关人士(包括规划、建设、社会、经济、金融、法律界),对上海城市整体发展进行一次较全面、系统的研究和设想。
当时的背景是:我国改革开放正由农村向城市推进。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个城市工作会议,国家设立了14个经济开发区和4个城市特区。上海市政府正组织编制上海城市总体规划方案。规划界的同志边规划边思考:怎样跨过黄浦江,更好地发展上海这座城市?后来慢慢地地理界的、经济界的、社会科学界的都参与进来了。
1984年,倪天增副市长挂帅,着手组织对浦东开发规划研究。1986年,由刚刚从市长岗位上退下来的汪道涵同志担任总顾问,市政府成立了“上海浦东开发咨询研究小组”,组长是副市长倪天增,副组长是市规划局局长张绍樑,成员有俞健、于品浩、陈泽浩、俞汉卿、李佳能和周汉民。在研究咨询小组周围,汇聚了300多位各方面专家作为支撑。这个研究咨询小组,为浦东早期开发做了大量工作。比较有影响的事情是,为上海市在1988年5月初召开的第一次“浦东开发国际研讨会”提供了大量的研究材料。时任市委书记江泽民、市长朱镕基等分别参加了研讨会并作了重要讲话。这个研究咨询小组还在1987年、1988年和1989年连续三次代表市政府起草了“浦东开发开放报告”。
1990年春节,小平同志在上海过完节后,回到北京向江泽民同志提出了要尽快开发浦东新区。同年4月18日,李鹏同志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在上海宣布了浦东开发。
浦东开发是小平同志亲自倡导,经过中央批准的一项跨世纪宏伟工程。按照小平同志的战略部署,先从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和海南开始搞经济特区。从地理位置上看,都是有“对应”的。深圳对应香港,珠海对应澳门,汕头对应东南亚,厦门对应台湾。海南岛则作为一个独立的省份进行开发建设。
按照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思想,上海将开发开放浦东的目的概括为16个字:“开发浦东,振兴上海,服务全国,面向世界。”开发浦东,是为了让我们整个国家更好地走向世界。小平同志要求浦东成为开发开放的基地。浦东开发不能只是造一些高楼大厦,搞些形象工程。小平同志还强调,金融很重要,金融第一,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中国在世界金融方面取得的地位,同上海有很大的关系。浦东开发一定要把上海的金融地位搞上去。
对于小平同志说过要在内地“再造一个香港”的问题。我们理解是不是通过开发浦东来“再造一个香港”呢?浦东开发的功能突出表现在四大开发区: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外高桥保税区、金桥出口加工区和张江高科技园区。这四大开发区犹如四根擎天柱,把浦东新区的规模撑托了起来。其中陆家嘴金融开发区,为上海乃至中国金融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这是不是有一种“再造一个香港”的架势?
现在看来,浦东新区就是一个综合性的“新城市”,或者叫“东上海”,而不仅仅只是一个新区。
我是从浦西到浦东参加开发的第一批人员。1990年5月3日,浦东新区开发办公室在浦东大道141号正式挂牌。这是浦东开发的“第一炮”。“第一炮”之后,能不能有 “第二炮” “第三炮”,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
当时又恰逢国家宏观调控,经济改革如何继续推进?这更加重了人们的忧虑。正在这个时候,传来了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的喜讯,大大坚定了上海开发开放浦东的信心。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我们听到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后,开发办的人员,立即组织了学习,统一思想,坚定信心。通过学习,我们认识到:开发浦东决不能纠缠于“姓资姓社”的问题,不能被这个问题束缚了手脚。小平同志曾经说过,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劲头,是干不出事业的。这话给我们很大启示。浦东开发如果没有一点闯劲,也终将一事无成。
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中讲到,改革开放迈不出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为此,他提出了“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重要论断。就是在小平同志这一系列讲话精神的鼓舞下,我们浦东的建设者才可能放开胆子开展工作。
记得有一次我接待一位加拿大建设部长。这位部长用疑惑的口吻问我:“浦东开发这么大的规模,你们的钱从哪儿来?你们的政策还很模糊。”晚上,黄菊同志宴请他,同他谈了许多。这位部长对黄菊说,看来,你们上海浦东开发并不是随便讲讲的,是想真正把它搞好。我希望你们要坚持下去。
这位加拿大部长关于“钱从哪儿来”的疑问,代表着当时对浦东开发持怀疑态度大多数人的观点。浦东开发这么大规模,“钱”当然不会是事先准备好的, “钱”要从政策中来,靠外面投资进来,也要靠我们内部各种渠道筹备得来。
1990年9月30日,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市长的朱镕基同志在锦江小礼堂召开的浦东开发开放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对外宣布,浦东新区是“不特而特,特中有特”。
小平同志还有一句话一直激励着我们:“抓住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写有这句话的大型宣传牌,现在还在浦东大道141号原浦东开发办办公房的墙上。更多的群众从小平“南方谈话”中,坚定了对浦东开发的信心。一些群众说,我们家里什么也没有,只有牛、只有房子,为支持浦东开发,我们把这些捐给你们吧!很多党员同志也纷纷捐来了特殊党费。自来水公司为我们浦东建设免费送水。浦东的严桥乡高潮大队为我们送来了办公家具。
大约上午10点,小平同志和杨尚昆等中央领导,来到新锦江大酒店。他们乘电梯先至顶层,然后从顶层沿楼梯走到旋转餐厅。我看到小平同志步履稳健,神采奕奕。时任上海市市委书记、市长的朱镕基和副市长倪天增等同志一起迎了上去。
在旋转餐厅的圆桌旁,小平同志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向大家问好,亲切和蔼,平易近人。倪天增副市长汇报,朱镕基在一旁不时作补充。小平同志谈笑风生,开门见山地说道:“上海开发晚了,我有责任,大家要努力干啊!”他还勉励大家说,上海人聪明,素质好。浦东开发,现在还不算太晚,要抓住机会,抓住上海的优势。小平同志非常强调发展这个硬道理:“希望上海人民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透过新锦江旋转餐厅的玻璃幕墙,小平同志望着南浦大桥,充满深情地对我们说,希望有一天能到浦东这块土地上去看看。
按照小平同志加快建设上海开发浦东的战略部署,上海市委、市政府对浦东开发提出了“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的要求。
“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这也是小平同志针对浦东开发开放讲的话。他还说:“比如上海,目前完全有条件搞得更快些更好些。”在小平同志这一系列讲话精神的鼓舞下,我们从事浦东开发建设的一线同志,干劲更足了。体现在工作中,就是浦东开发更有活力了。
当时,我们坚持“四个先行”:规划先行,基础先行,金融先行,科技先行。我们在小平同志“南方谈话”思想的鼓舞下,大大加快了原先设想的进程。差不多用了3年时间,就完成了原先设想5年时间的“起步阶段”;用5年时间,完成了第二步“重点开发”,其中一个标志就是陆家嘴、金桥、外高桥和张江四大开发区都起来了。
小平同志的讲话给浦东开发带来了活力,还体现在工作思想观念上的改变。我们意识到,改革本身就是解放生产力。脑子里原来那些固步自封的观念剔除了,原来不敢想、不敢做的那些事,现在竟然做成功了。
在保持浦东开发活力的同时,我们坚持了一条:“浦东不能成为一个有污染的工业区”。当时新加坡想在浦东买一块地,上海考虑再三,还是没给他们。还有一个造纸浆的大项目,也没接受。
什么是浦东开发的活力?思想解放带来活力,艰苦创业带来活力,齐心协力带来活力,重视科技和金融也带来了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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