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冬时节，雨后放晴，宝应大地，色彩斑斓，湖光粼粼。县政协文史委组织“大运河与宝应专题研究组”全体成员，“重走宝应大运河，寻根邗沟十三变”，感悟京杭大运河今昔变化。全程考察节点，主要有射阳湖、广洋湖、绿草荡、大汕子水利枢纽，大三王河、大溪河、宋泾河，宝应船闸、刘堡减水闸、御马头、嘉定桥等。活动组织者作如是安排，匠心独运，别开生面。

邗沟，因不同时期、不同位置，又名韩江、邗溟沟，中渎水、合渎渠、山阳渎等，是吴国为北上争霸中原，沟通江淮，运送兵粮军资的黄金水道，在京杭大运河形成的历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据《太平寰宇记》记载：“吴将伐齐，北霸中国，自广陵掘江通淮，运粮之水路也。”《左传》杜预注：“于邗江筑城穿沟，东北通射阳湖，西北至末口入淮。”古邗沟水道，于宝应境内多有变化，邑人刘宝楠著《宝应图经》考证，自吴王开邗沟连湖泊，至明清“舟不由湖”的两千年间，古邗沟在宝应县境内累有十三次变迁，今人谓之“邗沟十三变而运河成。”

周敬王三十四年，即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筑邗城，掘江开沟，利用江淮之间天然湖泊链接而成的邗沟水道，即为春秋邗沟旧道。邗沟首受江水，由邗城向东北，经陆阳湖（今江都渌阳湖湿地公园为其遗迹）、博支湖（今广洋湖、郭真湖为其遗迹）、射阳湖，再由西北出梁湖（今宝应绿草荡为其遗迹）入淮。其优点是大大地减轻了人工开挖的工程量，但是，缺点也显而易见，即水道迂回，路途遥远，故而西汉时刘濞筑堰黄浦溪（今大溪河为其遗迹），由射阳湖向西经今白马湖入淮。此时白马湖尚未形成。

东汉建安二年（197），陈登任广陵太守，穿沟渡湖，邗沟宝应段则不再由陆阳湖绕道博支湖、射阳湖，而是直接从樊梁湖（今高邮湖湖马棚段），经津湖（今界首湖）、白马湖入淮。三国时蒋济《三洲论》“淮湖纡远，水陆异路，山阳不通。陈登穿沟，更凿马濑，百里渡湖”，说的就是这段史实。所谓“陈登穿沟”、“更凿马濑”，便是在夹邪与今白马湖之间开凿水道，使津湖经夹邪（今宝应湖大汕子河为其遗迹）与白马湖相通。故《水经注》云“中渎水自广陵北出武广湖东、陆阳湖西，二湖东西相直五里，水出其间，下注樊良湖……西北出夹邪，乃至山阳矣”。而白马湖也最终得以形成。至此，邗沟运道由东转西，是古邗沟宝应段的一次重大变迁。“凿马濑”而成白马湖，并非是指开挖了一个新的湖泊，而是由于江水的引入，水大而湖成。

东晋永和年间（345—356），由于长江口东移，江都水断，江、淮不通。乃自欧阳（今仪征界）引江水入埭（今仪征境内古运河），六十里入广陵，由武广湖（今邵伯湖）入樊梁湖，再于樊梁湖北口，开永和沟接入津湖，横渡湖面十二里后，由津湖北口出，经夹耶入白马湖。江淮之间，水道复通。开永和沟不是因为樊梁湖与津湖之间没有水道，而是此处容易浅涸。

东晋兴宁中（约364年），为避津湖风浪，沿津湖东岸，穿渠二十里由津湖北口达夹耶。故兴宁后，邗沟水道由南而北者，自樊梁湖北口出，不复经津湖，而是由津湖南口经兴宁渠入夹耶，过白马湖入中渎达山阳浦。

东晋义熙十三年（417），谢灵运《撰征赋》有云：“发津潭而迥迈，逗白马以憩舲，贯射阳而望邗沟，济通淮而薄甬城。”津潭即津湖、白马即白马湖。而射阳则非射阳湖，而是指白马湖向西渡淮的这一区域，即今宝应山阳镇、洪泽岔河镇一带。谢灵运从邗沟西道入淮往徐州，行船在白马湖稍事休整以后，又“贯射阳”、“望邗沟”、“济通淮”，抵达角城，由泗口进入泗水。《宝应图经》认为，“是白马湖与中渎於隔，射阳湖、山阳浦之间当有支河。”也就是说谢灵运由白马湖经黄浦溪入射阳湖，走邗沟东道入淮。然而此道必经韩信故里，谢灵运并未提及，故知其必从白马湖往洪泽湖方向渡淮。

时光飞逝，邗沟流变仍在继续。隋文帝开皇七年（587），开山阳渎，即为开皇邗沟。《隋书·文帝纪》记载：“开皇七年夏四月……庚戌，于扬州开山阳渎，以通运漕”。开皇八年（588），隋大举伐陈，因此，隋开皇邗沟的目的与春秋邗沟的目的一样，也是在于运兵运粮。隋文帝开山阳渎（又称山洋浊、山阳沟、山阳河、三阳河，宝应境内称大三王河），不再按照东汉建安年间邗沟西道由邵伯至樊良湖，而是回到邗沟东道，道由扬州茱萸湾向东至宜陵镇，转向北达樊川，过高邮入宝应境射阳湖，由梁湖入淮，并于此处置仓州，即今宝应西安丰镇太仓、固晋附近。《宝应图经》说：“开皇邗沟，由高邮山阳河，穿射阳湖，西北至末口达淮，此邗沟五变也。”

隋大业元年（605），隋炀帝继位以后，放弃了开皇邗沟水道，再发淮南民工十余万，开大业邗沟。《资治通鉴》记载：隋炀帝大业元年，“发淮南民十余万开邗沟，自山阳至扬子入江。渠广四十步，渠旁皆筑御道，树以柳”。由此可见，大业邗沟，与以前沟连自然湖泊的做法不同，大部分是人工开凿而成，工程浩大，规制统一。然而并非如《宝应图经》所说，“大业邗沟由樊梁湖入津湖出夹耶，逾白马湖入中渎，至末口达淮，如晋永和故道”，而是不走夹耶改由宋泾河水道。宋泾河当成于南朝刘宋年间，故称宋泾。

大业十二年（616），地处大汕子隔堤西边的安宜故城，遭杜伏威领导的起义军屠城并焚毁。至唐武德四年（621），安宜迁治白田，即今宝应县城所在地，城内的宋泾河，仍然是大业邗沟中的一段。今天宋泾河上的大、小新桥，即建于唐初的孝仙、广惠二桥，桥下可行大漕船。此时的南北运道，水陆并行。天宝五年（746），大诗人李白盘桓于江淮之间，曾留下脍炙人口的《过白田马上闻莺》等诗篇。时任安宜县尉储光义也有《安宜园林献高使君》诗，“十里次舟楫，二桥通往来”，记述了当时邗沟水运之盛况。

唐朝末年，藩镇割据，五代十国，战火频仍，民生凋敝。至宋朝时，古邗沟白马湖至淮河段再次淤塞，南北水运重新由白马湖经黄埔溪绕道射阳湖入淮，这便是刘宝楠所说的邗沟水道之七变也。

南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黄河决于澶州，河水入淮，淮不能容，潴蓄洪泽湖，洪泽湖亦不能容，则横灌宝应、高邮诸湖，水涨溃决，江淮之间“始苦水也”。

至光宗绍熙五年（1194），黄河再次决口，江淮之间原有水系再一次遭受大规模地破坏，宝应境内出现了新开湖、氾光湖、清水湖等众多新的湖泊。新开湖在今氾光湖以南、界首湖以北，清水湖在今宝应县城南，出宋泾河即是。因宋泾河承担着漕运的功能，此时的宋泾河也被称为运河。《宝应图经》记载，“宋时，津湖之北古夹耶河汇为范光、清水二湖，范光湖、津湖之间为新开湖，宋泾河南接清水湖，北入白马湖，统名运河”。南宋大诗人杨万里，途径宝应时，亦曾留下《过宝应县新开湖》《射阳湖》诗，可见当时南北水道宝应段，的确需要绕道射阳湖入淮。

当时，高、宝、淮之间，湖水连天，茭葑弥漫，水多则灾，水少则旱。淮东提举陈损之奏请朝廷，自扬州至楚州三百六十里筑堰束水。《宋史·河渠志》记载，“淮东提举陈损之言：高邮、楚州之间，陂湖渺漫，茭葑弥满，宜创立堤堰，以为潴泄，庶几水不至于泛溢，旱不至于干涸。乞兴筑自扬州江都县至楚州淮阴县三百六十里，又自高邮、兴化至盐城县二百四十里，其堤岸傍开一新河，以通舟船。仍存旧堤以捍风浪，载柳十余万株，数年后堤岸亦牢，其木亦可备修补之用。”彼时，江淮之间，田畴多有被淹，“因损之筑堤捍之，得良田数百万顷。”

明初，白马湖与淮河复通，但是，白马湖水已不再经过宝应城内的宋泾河，而是改道城西，径入清水湖、氾光湖，直至界首湖（原名津湖）、甓社湖（原名樊梁湖），宝应县城西边呈弧形的运河故堤，就是为了捍清水、白马二湖之水而形成。大运河宝应段雏形，即明史所谓的“湖漕”，亦谓之转运河、运河、里河、漕河等，也是邗沟水道的又一次变化，是为邗沟八变也。

明洪武六年（1373），筑南门堰，洪武九年（1376）,朝廷采纳宝应老人柏丛桂建议，筑高宝湖砖堤六十余里，以捍风浪。洪武二十八年（1395）开始，柏丛桂再次建议，自槐楼南至界首北筑堤穿渠四十里，以备冲决。至此，运道不复由新开湖，这次变化被刘宝楠总结为邗沟第九变。

“邗沟十三变”之后四变，皆在万历年间。万历十三年（1585），总漕都御史李世达上奏朝廷，开宝应越河，累计费公帑银二十余万两，“六月壬子，工成。诏旨褒奖，赐名宏济”，并在宏济河堤岸增置了三座石闸、两座减水闸。2011年，运河码整治时发现的刘堡减水闸遗址，已与京杭大运河一道，被列为世界遗产名录。这便是宝应城南门外至氾水新镇三官庙三十六里运河之始，运道不复经氾光湖，是为邗沟第十变。

万历十七年（1589），河臣潘季驯以白马湖堤作为运河东堤，自黄埔南坝口起，至宏济河北闸，穿湖筑土堤二十里，作为运河西堤，是为“截湖为河”，自此，运道不复经白马湖，此为邗沟十一变。

万历二十六年（1598），朝廷采纳刘东星建议，开界首越河十余里，运道不复经界首湖，此为邗沟十二变。

万历四十一年（1613），又于宏济河东开北越河一百三十丈、南越河一百五十丈，以“杀河怒、平水溜”，行船更为安全，此为邗沟十三变。

自清至民国年间，运河年久失修，水患不断。顺治六年七月，决堤，一片汪洋，无分湖海；康熙七年，决沥青沟闸，卷巨浪至城下，村落庐舍俱为巨浸；康熙五十二年，大水，东堤决；嘉庆十五年，运河王家庄堤决；民国二十年，黄埔至氾水堤决口二十一处；民国二十七年，国民党自决花园口黄河大堤，淹没河南、皖北、苏北40余县的大片土地，八十余万人惨遭溺毙，千百万人流离失所……

新中国成立以后，黄淮海平原也获得了新生，京杭运河宝应段经过裁弯取直、切除中埂，得到了疏浚和拓宽，五座运河大桥陆续建成，京沪高速公路、连淮扬镇高速铁路通车，更为宝应的经济社会发展插上了腾飞的翅膀。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里下河洼地治理工程、退圩还湖生态工程的实施，宝应县这颗“应运而生”的运河明珠，一定会在新时代发展征程中，再一次迎来翻天覆地变化，绽放出新的光辉。

执笔：马俊慧 、胡洪海

摄影：薛水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