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莱，宝应人，生于明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二月四日，卒于清康熙三十三年（公元1694年）七月二十一日，字子静，号石林，又号石柯。父可聘，官至河南道御史。 “以伉直著声”，史称其“廉直著声，为清流标鹄”。
　　乔莱自幼“英敏绝伦”，聪颖好学。康熙二年举乡试，六年中进士，授内阁中书舍人。康熙十一年，充顺天乡试同考官，“矢心剔弊，无纤芥私”。官。康熙十七年，举博学鸿儒特科，乔莱以礼部主事赵随荐举应试，名列一等，改授翰林院编修，参与修纂《明史》。修史期间，乔莱克尽职守，勤于任事。二十四年春，乔莱因成绩优异，得充日讲起居注官。寻擢中允，纂修《三朝典训》，旋迁侍讲，再升侍读。
　　正当此时，朝中有御史奏请于下河地方浚海口、泻积水，以拯救淮扬一带被灾七州县之民，而河道总督靳辅与受命主持此工程的安徽按察使于成龙各执一词，争论不休。淮扬水患之根源在于：清代漕运，“沿明旧制，自淮入河，以达会通。河既失故道，从安东入海，清口日淤，淮、泗泛滥，由洪泽湖以南诸河下注。”淮扬一带濒临运河诸州县，原皆筑有捍水之堤，但运河水位过高将危及堤身安全，一旦冲决泛滥，京师百万官民兵丁所赖以生存的南粮北运将因之阻断，故河臣为确保漕运安全无虞，乃于河堤上开掘多处减水坝泄水东流，于是“淮扬州县七，荡析离居，穑事俱废”。此时有御史奏请浚海口以泻积水，俾七州县灾民得复生理。康熙帝览奏后派专人前往勘察，结论是可行，遂出帑金，命安徽按察使于成龙董其役。而时任河督的靳辅却疏称海口高于内地五尺，疏海口则引潮内侵，更足为患，力主束水注海。由于于、靳二人各执一词、争论不休，康熙帝遂命廷臣公议。
　　此事表面上是淮扬河工之争议，实则背后牵涉到当时朝中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身为河督的靳辅之所以力主束水注海之议，就其内心本意来说也并非是完全出于工程本身利弊考虑。该工程浩大，需银近三百万两，人力、物力无算，可谓劳民伤财，而且未考虑到当地水乡地卑土湿的自然地理条件，若从靳辅之议，对民间的扰害程度可想而知。所以，靳辅之议与其说是河工新策，不如说是其施展的一个政治斗争手腕。而且，靳辅所主并非仅其一人之议，他的背后又有着很复杂的深层政治背景，所以靳辅之议实际上代表了当时朝中势焰方炽的明珠集团的利益。正因为有此背景，故当康熙帝命公议此事时，“廷臣多右河臣者”， 当此形势险恶、群臣缄默之时，乔莱虽身为词臣，却深以国计民生为念，决定挺身而出，直陈是非。康熙帝命以此事传问淮扬七州县藉之现任京官者，靳辅闻讯，“使其客以厚利啖君，君笑不应。”当时在京的淮扬士大夫群集乔莱府邸会商此事，乔莱当众慷慨陈词；“以朝廷言之，请帑至三百万，国用绌矣！题官至三百员，铨政乱矣！派夫至数十万，民力殚矣！以七州县言之，工未成，害不忍言，工既成，害又不忍言。未成之害曰筑堤，曰派夫；既成之害曰卖田，曰决河。……今日之事，当以死争之，功名不足顾，身家不足惜矣。”
　　当日，乔莱入值日讲起居注，遂直言陈奏河工利弊：“若依于成龙之议，工也易成，百姓有利无害。若依靳辅之议，工也难成，伤损民田、民房、坟墓甚多。且堤高一丈六尺，束水一丈，水不由地中行，比民间房檐还高，伏秋之时，一旦溃决，百万生灵俱为鱼鳖，如何行得？”康熙帝疑其夹杂私心，遂问：“此事毋得有私，开河地方有尔庄地否？”乔莱坦然奏对：“臣宝应县人，开河地方在高邮、兴化、盐城、泰州，并不伤损宝应田地。只是这工原不是朝廷万不可已之工，原是皇上圣恩救百姓的。皇上行此救民之事，靳辅建此害民之议，此断断不可行者。”康熙帝闻其言深以为是，又问：“江北之人与尔意见相同否？”
　　乔莱慨然奏曰：“俱与臣相同，臣等明日有公议进呈皇上。”次日，乔莱领衔进呈《束水注海四不可议》，略曰：河臣议开大河，筑长堤，堤高河宽，势必坏垅亩，毁村落，掘坟墓，惨有不忍言者，不可行一。河臣议先筑围埂，用车踏去埂内之水，取土筑堤，不知淮扬地卑，原无干土，况积潦已久，一旦取土积水中，投诸深渊，工安得成？成亦易坏，不可行二。河臣欲以丈六之堤束水一丈，是堤高于民间庐舍多矣，伏秋风雨骤至，势必溃。即当未溃之时，潴水屋庐之上，岂能安枕？不可行三。至于七州县之田，向没于水，今束河使高，田中之水岂能倒流入河？不能入河即不能归海，淹没之田何由复出？不可行四。议上，“河臣见之语塞。……于是河臣议遂寝。”
　　乔莱的胸襟与气魄同时也令朝中高官大僚们肃然起敬：吏部尚书李之芳揖之曰：“知、仁、勇，先生兼之矣。”户部尚书梁清标叹曰：“江淮之间可谓有人！”
　　朝廷关于兴修淮扬河工的重大决策因乔莱挺身而出、据实直陈而得以趋利避害、谨慎施行，但乔莱却也因此而触犯权贵，深遭忌恨。最终于康熙二十六年罢归，从而结束了二十年的仁宦生涯。
　　罢官南归后，乔莱于故乡宝应县治之东北隅购得隙地一区，治以为园，名曰“纵棹园”。乔莱虽息影官场，隐居田园，但仍心系国计民生。他十分关心家乡的地方事务，凡“桑梓利病，如筑子婴堤、启闭涵洞、募派夫役等事，侃侃为当事言之，常得所请，乡里多蒙其利”。
　　康熙三十三年春，有旨命其入京居住，至京后居未半载而病卒，“朝野莫不悲之”，时年五十三岁。后由其子崇烈扶柩南归，葬于故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