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革命如火如荼，民心沸腾。宝应县的革命志士也做了不朽贡献！
　　我在少年时代，有幸亲耳听家父陆梓岩讲述宝应辛亥革命的壮举。
　　谈起宝应辛亥革命，涉及三个重要人物：时年三十出头的陆梓岩，另两人是朱叔苑、刘文辅，他们都是二十出头血气方刚，深恶清庭腐败的热血青年。也都是陆梓岩的表侄。
　　朱叔苑是宝应县首富朱氏家族的子弟，为人十分热情正义。不仅他本人成为反对满清的革命志士，后来他的儿子也成为共产党员，党的高级干部。
　　刘文辅，字同桓，他毕业于清代“警官学办”，人聪明机智，善于做发动民众的工作。
　　陆、朱、刘三人在宝应带领“绅团”（一支在宝应由士绅出钱，维护治安的地方民团，人数不多，只有六条枪，但这毕竟是一支实实在在的武装组织），赶走了宝应的最后一名“县知事”；扯下清庭的“黄龙旗”；在宝应第一次升起了革命的五色共和旗。这标志着满清帝制在宝应的覆灭。辛亥革命在宝应县取得了胜利！家父讲述的宝应辛亥革命往事，我至今难忘，刻骨铭心。我已九十五高龄，记述史实，是作为一个老人的社会责任。尽我所知记述这段历史。
　　陆梓岩，是宝应陆氏（由江西经苏州迁居宝应）的第十一世孙，陆梓岩父辈三房仅他一名男丁，按过去的说法“三房合一子”，陆家世代书香门，陆梓岩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深得他父亲陆峄（扬州地区著名诗人，著有“逸仙诗卷”）教诲。加之本人勤奋聪慧，在少年时代便诗文有成。青年时代，十八岁时为了检验自己的能力，去参加了科举考试，在宝应获“贡生”（秀才的第一名）。这是他第一次参加科举考试，也是最后的一次。他不再去应考有两个原因：一是他思想维新，深恶清庭腐败，不愿去走仕途；另外一个客观原因，因他是“三房合一子”，面对六位父辈的“寿终”守孝，而清制规定，“丁忧”（即守孝）期间，不允许去应试。这使他有更多的时间去读书，不走仕途不受拘束更爱博览；家庭经济条件殷实，对性喜云游交友的他，几乎走遍江、浙各地，使他开扩了眼界，更深刻的了解社会。他在苏州、镇江认识了章太炎、赵伯先等革命学者，对他影响极大，他们成了家父的良师益友。通过他们，父亲接受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经赵伯先介绍，参加了“同盟会”，成为一名反对满清的革命志士。
　　当时赵伯先在镇江有一个“商栈”，名“盛源铁栈”。其明为经商，实际上这是革命党人的一个联络站。陆梓岩从这里获取指示。他每到镇江，都是住在“盛源铁栈”。
　　陆梓岩按赵伯先的指示，回宝应开展推翻满清的革命联络发动工作。以响应迎接国民革命的高潮。他在宝应联络和发展了表侄朱叔苑和刘文辅。三人志同道合，家父生性冷静，思虑全面，他又是朱、刘二人的长辈，朱、刘他们十分敬重家父。而两个年青人都有极强的活动能力，且有良好的家庭背景做掩护。三人十分默契。他们经常到陆梓岩家（今宝应西槐树巷八号）的后书房（亏移书斋）议事。陆梓岩传达上面指示，三人共同研究了如何开展革命工作。陆梓岩提出，首先是要做好迎接革命高潮的准备工作；准备武装夺取清县衙；建立临时国民政府等一整套构想。三人进行了分工，有的放矢的开展革命工作。　　革命准备工作：刘文辅分工负责向民众宣传“三民主义”；刘文辅、朱叔苑一道做争取“绅团”参加革命的工作。刘文辅懂军事深受“绅团”信任，工作十分出色，他以“绅团”所在地“状元桥”旁边的一个茶馆为“据点”，在那里常以传播从过往客商那里听到消息的方式，来宣传“三民主义”、革命道理。既掩护了自己又宣传了革命道理。两人对“绅团”的争取工作进展顺利，因为刘文辅和朱叔苑有良好背景，刘文辅有警官学校的经历，受到高看，朱叔苑是首富家的子弟，“绅团”的经济靠山，所以“绅团”人员都表示愿听他们调遣；陆梓岩要求朱叔苑抓紧做瓦解清县衙的工作，由于他的家庭背景，他结交了不少衙门当差的人士，常一起以饮酒、品茶，在闲谈中向他们散布外地革命党的情况，制造紧张气氛，也掌握了解县衙的动向。迫于革命形势的压力，县衙已是人心惶惶。不想为清庭卖命的知县易焕鼎，已悄悄地把妻小、财产转移出宝应县城了。他本人已备好了轻车准备逃离。朱叔苑的有效工作既掌握敌人的动向，更起到加速瓦解清县衙的作用。这使下一步的起义减小阻力。
　　在研究成立临时革命政府一事上，三人有不同意见，朱、刘二人意见设县知事主持工作。并推举陆梓岩担是知事。陆梓岩认为临时政府可用新体制，他意见设军政长，民政长共同管理政府，他建议由刘文辅任军政长，朱叔苑任民政长。陆本人负责与上面的联络工作。陆推荐两个年青人的理由，是根据他们在这段革命工作中大智大勇的表现。而且也为民众所熟悉。朱、刘二人也协同的很好。家父将意见报请上面决定，上面同意了陆梓岩的建议。
　　宝应县的起义准备已经就绪，只是在等待时机和上级的“革命号令”了。全国的革命形势汹涌澎湃，在全国各地纷纷响应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起义形势下，三人早在“亏移书斋”详细研究了起义的各个细节，包括突袭县衙的方式，扣知事得手，出安民告示，甚至失败的退路……等。决定由刘文辅为行动指挥。宝应武装起义的前一天晚上先通知“绅团”明早练操有任务。“绅团”早操就是在城里街上跑步，第二天一早，三人去“绅团”集合地，刘文辅宣布命令后，即向县衙进发，三人紧随在“绅团”后面，清晨街上行人稀少，“绅团”晨练不为人们注意。队伍行至县衙门前，刘文辅下令扣押门前衙役，冲进衙内，整个衙门早已人去房空了。清晨更是鸦雀无声。经询问衙役，才知道知县在前一天就出城办“急事”去了。这使得宝应的起义比原来预想的顺利的多。知县逃走，主要是迫于革命形势的压力。也可能是听到宝应革党人行动的风声，逃走的。
　　宝应革命党人占领县衙后，就扯下了满清的“黄龙旗”，挂上了国民革命的五色共和旗。它宣告了宝应辛亥革命的成功。当天请来当地的一些士绅，向他们介绍国内革命形势，和宝应将成立的临时革命政府设军政长、民政长的安排。并将刘、朱二人介绍给众士绅，得到公众的认可。出了安民告示。临时政府维持社会秩序，直到省里派员来接管为止。宝应成立了县国民政府，由鲍友恪出任宝应第一任县长。以陆梓岩、朱叔苑、刘文辅为核心，领导宝应辛亥革命的史实，应该成为宝应的珍贵史料。
　　国民县政府成立后，刘文辅、朱叔苑都在政府中任职，刘文辅后来还出任县长。鲍友恪与家父是挚友，他多次希望陆梓岩出来做事，而家父认为，推翻满清义不容辞，但他本意不愿为官，更习惯于“布衣生活”。后来他在亲戚合开的一家名“源裕祥”的锅蓆店做事。晚年，著成“亏移丛草”若干卷。我们兄弟和表兄弟十余人，为其誊写书稿。该书收集他一生的著述，除文章、诗词，还有他参加革命的纪实。这部书原存于西槐树巷陆家老宅。可惜文革中被“造反派”付之一炬了。家父本人对领导辛亥革命成功，心情十分平静，他对三人亲密团结，计划周密，行事机敏巧妙深感欣慰。
　　家父的革命经历，曾记述在陆家三十年代修订的《陆氏家谱》中。这唯一孤本是小揩手抄本，由家兄陆舫孙收藏，令人遗憾的是在重庆也被红卫兵烧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