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燮（1627～1703）中国清代诗论家。字星期，号已畦。嘉兴(今属浙江)人。晚年定居江苏吴江横山，世称横山先生。康熙九年(1670)进士，选为宝应知县。不久落职，后纵游海内名胜，寓佛寺中诵经撰述。主要著作为诗论专著《原诗》，此外尚有诗文集《已畦集》和讲星土之学的《江南星野辨》。
　　家世与出身
　　1627年农历九月二十九日，明崇祯元年，叶燮生于南京国学署，祖居今吴江市北厍镇叶家埭村。
　　叶氏家族的历史可上溯至宋代，其六世祖叶梦得（1077-1148，号石林）为南、北宋间著名学者、诗人，曾官至翰林学士，极力主张抗金，多陈抗金之计，退职后居乌程（今浙江湖州）。学问博洽、精熟掌故，著述甚丰，有《石林诗话》等著作传世。此后，叶氏支派绵延，散居各地，江、浙、沪一带较为集中，宋、元间名人辈出，有“吴中叶氏、天下望族”之誉。
　　明初，叶氏第十六世叶福四由同里迁居分湖，成为分湖始迁祖，其居住的地方，后来被叫作叶家埭（即今午梦堂故里）。
　　定居分湖的叶氏一族，注重对子女的文化教育，以第二十世叶绅起，代有中举人、中进士的，叶绅在明成化间中进士，官至尚宝司少卿，人称尚宝公。其后，第二十二世叶可成、第二十三世叶重弟（叶燮祖父）都是进士出身，叶可成曾参与并指挥抗倭斗争，吴江历史上有名的胜墩战役就是叶可成参与策划及指挥的。
　　叶燮的父亲叶绍袁是晚明文坛重要作家，母亲沈宜修则是明末女诗人的领袖，叶绍袁因不满官场黑暗腐败，辞官归隐后，与沈宜修在叶家埭筑午梦堂而居，夫妇二人与膝下的子女陶醉在文艺的氛围里，一门之中，相互唱和，留下厚厚的十卷《午梦堂集》传世，其文学成就为叶氏家族史上辉煌灿烂的一页，时人赞为“吴汾诸叶，叶叶交光”。
　　叶燮正是出生在这样一个崇尚气节和有着深厚家学渊源的家庭中，为他此后的人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叶燮为叶氏第二十五世，按族谱，叶燮原名世倌、字星期。为叶绍袁第六子。
　　知县宝应
　　宝应古称安宜，秦时属东阳郡，唐代天宝年间，尼姑真如于安宜得到八样宝物献给肃宗，朝廷目为祥瑞，即将安宜改为宝应，隶属扬州府，沿习至今。
　　宝应历史上人才辈出，如“建安七子”之一陈琳，“大明十才子”之一朱应登等，明清两朝，更是诗人云集，唱酬不绝。境内大运河苏北段贯穿南北，湖荡密布，错落东西，有鱼米之乡的美誉，史称江淮望县。历来居官者莫不视此为善地。
　　然而，自康熙九年始，宝应叠遭水灾，庐舍漂没，稻麦无收，“浩浩无陵谷，汤汤兼冬夏，孩稚饱虺蛇，鹅鸭栖桑柘，……买薪须论斤，卖儿不计价”，民生凋敝，一片萧条。由于连年水患，此堵彼决，岁征河夫，动辄万计，搬土运石，培堤堵口，百姓为徭役所苦，殆无宁日。而宝应民田的业主，或在京为官，或县、府衙门的官吏，淮安缙绅不少在宝应境内买田置产，历任地方官员不敢开罪这些豪绅显宦，便将徭役转嫁到平民百姓身上，应役者多为水灾饥民，以至于有的在劳作过程中死去。
　　康熙十二年，吴三桂起兵云南，次年耿精忠响应于福建，加上尚可喜，史称“三藩”之乱。清军水陆兼进南下讨闽，莫不取道运河线南下，当时宝应为南北九省往来的要冲，境内设有安平驿，宝应为军行必经之地，舟行需征纤夫，陆行需添报马，由是马匹等等无一不需增加，而这些都需要地方支出。天灾人祸，使得宝应县民不聊生，怨声载道。
　　面对宝应如此的窘况，叶燮的前任知县孙蕙表面上十分同情，发出“呜呼！贫家母妻子女无还期，Ë能恋此卑官禄？”的感叹，暗地里却大肆搜括钱财，“后房买巧笑，前堂炫马裘”，全然不顾百姓的死活，将搜括来的钱财用于个人挥霍，巴结上司，以政绩突出升官，却将一副烂摊子甩给了叶燮。
　　就是在这样的一种风雨如晦，哀鸿遍野的状态下，康熙十四年（1675），49岁的叶燮怀着为国为民干点有益事业的理想，出任宝应知县，开始了他的仕途生涯。
　　望着县衙大堂上悬挂的“视民如伤”、“天鉴在兹”的匾额，叶燮于到任之日，即以此自矢。内心中激荡着一股激浊扬清的强烈的正义感和责任感，决心用智慧和才学将宝应治理好，使其民丰物与，百姓安居乐业，唯其如此，才能做到“无愧于斯土斯民”。
　　廉政爱民
　　叶燮到任之时，宝应县境满目疮夷，百废待兴，而民怨沸腾充塞于道，叶燮接任之时，立即着手整顿吏治，兴修水利驱除水患。
　　宝应县境东北有一射阳湖，是当地的大湖泊。前任孙蕙在任时，射阳湖发生一起杀人劫案，迁延日久，未获真盗，孙蕙急于破案，竟轻信其心腹奸吏祥的捏辞，将射阳湖无辜渔民四十六人，指为盗匪团伙，骈斩结案。叶燮到任后，当地渔民纷纷告状诉说怨情，叶燮展开周密的调查，详察灾情，在查清事实真相后，严惩凶犯，为被杀的无辜渔民恢复名誉，加以抚恤，终使怨案云开雾散，并将奸吏祥驱逐出境，赢得当地百姓的拍手叫好。
　　面对当时连年水患，那些高官们只知墨守成规，却不懂因势制宜的治水方法，徒扰百姓而于患无补。
　　康熙十五年，淮（河）黄（河）并溢，山阳钓鱼台，宝应高家堰，高邮清水潭一时并决，河水泛滥，声如雷霆，道路村庄全被冲垮，百姓呼号连天，景状十分惨烈。叶燮征督民夫抢修堤防，对老弱病残的贫户一律免派，而对那些“公然脱籍簿”，依然灯红酒绿的豪绅富户却概不豁免。叶燮审时度势，根据地理状况采用合理的方法加紧抢修，叶燮亲自参加抢修河堤的劳动，与民工同吃同住，经过三个月的奋力抢救，宝应东西60里河堤全部保住，大大缓解了水灾造成的损失，虽然得到了百姓的拥戴，却也得罪了那些豪门富户、缙绅之家。
　　水灾刚过，洪水尚未退尽，当道监司即令申报涸田，以便恢复征赋。当道派出使者查勘，厉声呵斥：居然目中无官，而不报涸田。叶燮陪同使者同去查看，待看到实情以后，使者也只得同情地叹息而去。
　　兴修水利恢复生产都需要钱，以前，宝应地丁岁入了万余两，驿站额支1万余两，到叶燮时，地丁岁入仅1700余两，且须按月提解，无可挪移，驿站额支减为400余两，不啻杯水车薪，应付往来信使犹嫌不足。而“三藩”军兴以来，军器、粮草等运输使费，皆须地方垫支，虽可报销拔补，也大多是一纸空文，叶燮多次呈文催拔，自然引起上司的不快，勉强拔补，也是大打折扣。叶燮面临财政空虚，而家无余资的情况，只得私人举债，以应驿政急需（后来还有人到横山向叶燮讨债）。
　　其实，叶燮并非没有钱路。当时宝应有“万乡绅之盗案”等三大狱，说情者，仇陷者，络绎不绝。若以此据为奇货，攫取万金可说轻而易举，叶燮却丝毫不为所动，秉公执法，行之以恕，他的清正廉洁为当地百姓所拥护。
　　白田风雅
　　作为诗人的叶燮，在繁忙的公务政事之隙，不满官场的黑暗腐败，置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而不顾的社会现状，一腔悲愤之情溢于笔端，写下了反映宝应民生疾苦的《纪事杂诗十二首》，悉系发自肺¸之言，堪为史诗。
　　《御马来》写讨伐“三藩叛乱”时，骑兵过境，先遣一骑冲风而来，“手持大府贴，御马到头行”，索要军需粮草限时刻日，军帖告诫：“毋轻身与名”，连县官吏役都战战兢兢，何况百姓。清廷为恩赏讨叛将士，特自内库关发饷银，由京解送前线，称为“帑金”，《帑金递》纪述，所过州县，要确保其安全，且须备足民夫到站倒换，“夕到朝送发，斯须勿停徂”，而宝应当时“邑小剩残黎”，应募的人虽勉强挨达前州，却“道死十三躯”，尸体运回，家人哭声动野。
　　反映宝应水患的《荷锸夫》记一位荷锸持畚、挑土筑堤的老翁，“皮骨抛酸楚”，“肠饥转鸣鼓”，相反豪门巨户却“占籍酣歌舞”。《采柳谣》描述水患时的扰民，当时令百姓扎柳成埽用以培堤，“去年采东乡，今年采西乡，东西两乡柳，采之尽斧戕”，以致“境内一望空”，而这些“投之沧渊中，飘如马脱僵”。
　　《衙前钟》等抨击上官、令史和大差们，不顾人民疾苦，索要“牺牲酒醴罗，玉帛交横陈”的供应，尤其是频繁的大役，搞得人诚惶诚恐，闻“钟”丧胆，惟恐“抗拂立粉齑”。
　　叶燮的这些诗稿在宝应的文人中迅速流传开来，一批正直的文人为知县的人品、文品所感动，不约而同地汇集起来，用诗人的敏感和率真，写出了一批反映当时社会现实的作品，并且追随在叶燮身边，形成了一个诗人群体，这些人和叶燮结成了真挚的友谊，并这种友谊保持、发展到人生的暮年以至终老。
　　这些人中有称为宝应二杰的王筑夫、陶 （及其子文虎），宝应状元王式丹（康熙四十二年，当时还是青年），翰林侍读乔莱及其子崇烈等。
　　乔莱，号石林，康熙六年进士，后举博学鸿词，升至翰林侍读，至今宝应仍存其私家园林纵棹园。乔莱与王式丹在叶燮晚年曾多次到横山探望叶燮，留下不少诗作。乔莱归隐后在故居（后改名亏园）筑乐志堂，请叶燮作《乐志堂记》，那时叶燮已64岁。
　　后来，宝应的诗人还邀叶燮重至宝应，并由叶燮撰《宝应重修六事亭碑记》。
　　宝应又有别称白田，后来，宝应的诗人将叶燮在宝应时所作的《记事杂诗十二首》及其他唱和之作和后来重至宝应所作的诗与当地诗人的作品，分别编成《白田唱和集》和《白田风雅》等集子。这一时期是清初宝应诗人最活跃的时期，极一时风雅之盛，史称白田风雅。
　　罢官退隐
　　尽管叶燮在宝应清廉自守、政绩斐然，得到人民的爱戴，却也不免要得罪一些人。
　　先是叶燮的前任知县孙蕙（字树百，山东淄川人，顺治十八年（1661）进士，康熙八年至十四年宝应知县），孙蕙因礼聘同乡蒲松龄为幕宾得风雅之名，蒲松龄因不满其工于权术、贪婪无厌，不到一年即辞他而去。叶燮晋京谒选时，已升任户部给事中的孙蕙将心腹祥（见上二篇）相托。叶燮平反射阳湖冤案并作成《湖天霜》一诗记述，还将祥驱逐，孙蕙知道后对叶燮种下刻骨仇恨，务求置之于死地，以杜草菅人命之纠弹。
　　接着叶燮同榜进士江西李振裕（其父在明末任光禄寺少卿，降清后任兵部侍郎）在吴三桂举兵攻略江西时，以其父曾流寓宝应与邑中李姓相契，遂举家东迁，抵宝应之日，向叶燮索马夫一百名，叶燮以额例为辞，李振裕却迳命驿站夫头，如数派往其家。是日，适总河都御史巡河至宝应，需差役却无人承应，叶燮询问驿差，回答说往李翰林家供役了。叶燮责备夫头，引起李振裕恼Å，派健仆二三十人，持刀挟¹矢，震噪公堂，锁去衙役五人至其家，鞭打几死，叶燮前去理论，李非但不认错，反而恶语相向，并忌恨在心。后来，李升至户部尚书。
　　还有江都张问达，听信捕风捉影之辞，昂然向叶燮勒馈千金，遭到拒绝，竟鼓动淮扬间的邑绅大户共同寻找叶燮的毛病，一时流言四起。加上过往宝应的各级官吏都未能从叶燮那里索要到财物，对叶燮也多有指责。
　　于是，缙绅大户讧于下，藩司河道责于上，往来官员怨于朝，叶燮以一区区县令，自然挡不住这三股合流的暗潮，何况其中又有两位声势煊赫的京官，终不免以“该官庸懦成性，河漕绎站，百事废弛”的空洞罪名罢官而去。
　　罢官之后去向何处，叶燮在给侄子舒崇的信中说：“无论梦断春明，即家居之念，亦复不作。”即分湖是不回去了，那么，能去的，看来也只有曾经隐居过二十多年的横山了。
　　叶燮离开时，两袖清风穷得连赶路的盘缠也没有。好在公道自在人心，宝应的父老乡亲获悉之后，凑钱为叶燮置备行装，买船送叶燮离开，送了一程又一程、让叶燮非常的感动，挥笔写下《赠行碑》一诗。多年后重至宝应时仍有“赢得长天秋水碧，柳堤回首马频嘶”的欣慰。
　　罢官之后的叶燮，深知以自己的个性无法在当时的官场立足，因而绝意仕进，在离开宝应回横山前给侄子舒崇的信中说：“既已在世外，宦游永断”，萌发出放浪山川之志，在同一封信中说“瓢笠之念已居六七”。
　　叶燮回到横山安顿好家眷之后，带上简易的行李，开始了名山大川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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