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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宝应人怀念的风雅知县叶燮

 

作者:宝应政协              发布时间:2008-10-01

叶燮(1627~1703)中国清代诗论家。字星期,号已畦。嘉兴(今属浙江)人。晚年定居江苏吴江横山,世称横山先生。康熙九年(1670)进士,选为宝应知县。不久落职,后纵游海内名胜,寓佛寺中诵经撰述。主要著作为诗论专著《原诗》,此外尚有诗文集《已畦集》和讲星土之学的《江南星野辨》。
  家世与出身
  1627年农历九月二十九日,明崇祯元年,叶燮生于南京国学署,祖居今吴江市北厍镇叶家埭村。
  叶氏家族的历史可上溯至宋代,其六世祖叶梦得(1077-1148,号石林)为南、北宋间著名学者、诗人,曾官至翰林学士,极力主张抗金,多陈抗金之计,退职后居乌程(今浙江湖州)。学问博洽、精熟掌故,著述甚丰,有《石林诗话》等著作传世。此后,叶氏支派绵延,散居各地,江、浙、沪一带较为集中,宋、元间名人辈出,有“吴中叶氏、天下望族”之誉。
  明初,叶氏第十六世叶福四由同里迁居分湖,成为分湖始迁祖,其居住的地方,后来被叫作叶家埭(即今午梦堂故里)。
  定居分湖的叶氏一族,注重对子女的文化教育,以第二十世叶绅起,代有中举人、中进士的,叶绅在明成化间中进士,官至尚宝司少卿,人称尚宝公。其后,第二十二世叶可成、第二十三世叶重弟(叶燮祖父)都是进士出身,叶可成曾参与并指挥抗倭斗争,吴江历史上有名的胜墩战役就是叶可成参与策划及指挥的。
  叶燮的父亲叶绍袁是晚明文坛重要作家,母亲沈宜修则是明末女诗人的领袖,叶绍袁因不满官场黑暗腐败,辞官归隐后,与沈宜修在叶家埭筑午梦堂而居,夫妇二人与膝下的子女陶醉在文艺的氛围里,一门之中,相互唱和,留下厚厚的十卷《午梦堂集》传世,其文学成就为叶氏家族史上辉煌灿烂的一页,时人赞为“吴汾诸叶,叶叶交光”。
  叶燮正是出生在这样一个崇尚气节和有着深厚家学渊源的家庭中,为他此后的人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叶燮为叶氏第二十五世,按族谱,叶燮原名世倌、字星期。为叶绍袁第六子。
  知县宝应
  宝应古称安宜,秦时属东阳郡,唐代天宝年间,尼姑真如于安宜得到八样宝物献给肃宗,朝廷目为祥瑞,即将安宜改为宝应,隶属扬州府,沿习至今。
  宝应历史上人才辈出,如“建安七子”之一陈琳,“大明十才子”之一朱应登等,明清两朝,更是诗人云集,唱酬不绝。境内大运河苏北段贯穿南北,湖荡密布,错落东西,有鱼米之乡的美誉,史称江淮望县。历来居官者莫不视此为善地。
  然而,自康熙九年始,宝应叠遭水灾,庐舍漂没,稻麦无收,“浩浩无陵谷,汤汤兼冬夏,孩稚饱虺蛇,鹅鸭栖桑柘,……买薪须论斤,卖儿不计价”,民生凋敝,一片萧条。由于连年水患,此堵彼决,岁征河夫,动辄万计,搬土运石,培堤堵口,百姓为徭役所苦,殆无宁日。而宝应民田的业主,或在京为官,或县、府衙门的官吏,淮安缙绅不少在宝应境内买田置产,历任地方官员不敢开罪这些豪绅显宦,便将徭役转嫁到平民百姓身上,应役者多为水灾饥民,以至于有的在劳作过程中死去。
  康熙十二年,吴三桂起兵云南,次年耿精忠响应于福建,加上尚可喜,史称“三藩”之乱。清军水陆兼进南下讨闽,莫不取道运河线南下,当时宝应为南北九省往来的要冲,境内设有安平驿,宝应为军行必经之地,舟行需征纤夫,陆行需添报马,由是马匹等等无一不需增加,而这些都需要地方支出。天灾人祸,使得宝应县民不聊生,怨声载道。
  面对宝应如此的窘况,叶燮的前任知县孙蕙表面上十分同情,发出“呜呼!贫家母妻子女无还期,Ë能恋此卑官禄?”的感叹,暗地里却大肆搜括钱财,“后房买巧笑,前堂炫马裘”,全然不顾百姓的死活,将搜括来的钱财用于个人挥霍,巴结上司,以政绩突出升官,却将一副烂摊子甩给了叶燮。
  就是在这样的一种风雨如晦,哀鸿遍野的状态下,康熙十四年(1675),49岁的叶燮怀着为国为民干点有益事业的理想,出任宝应知县,开始了他的仕途生涯。
  望着县衙大堂上悬挂的“视民如伤”、“天鉴在兹”的匾额,叶燮于到任之日,即以此自矢。内心中激荡着一股激浊扬清的强烈的正义感和责任感,决心用智慧和才学将宝应治理好,使其民丰物与,百姓安居乐业,唯其如此,才能做到“无愧于斯土斯民”。
  廉政爱民
  叶燮到任之时,宝应县境满目疮夷,百废待兴,而民怨沸腾充塞于道,叶燮接任之时,立即着手整顿吏治,兴修水利驱除水患。
  宝应县境东北有一射阳湖,是当地的大湖泊。前任孙蕙在任时,射阳湖发生一起杀人劫案,迁延日久,未获真盗,孙蕙急于破案,竟轻信其心腹奸吏祥的捏辞,将射阳湖无辜渔民四十六人,指为盗匪团伙,骈斩结案。叶燮到任后,当地渔民纷纷告状诉说怨情,叶燮展开周密的调查,详察灾情,在查清事实真相后,严惩凶犯,为被杀的无辜渔民恢复名誉,加以抚恤,终使怨案云开雾散,并将奸吏祥驱逐出境,赢得当地百姓的拍手叫好。
  面对当时连年水患,那些高官们只知墨守成规,却不懂因势制宜的治水方法,徒扰百姓而于患无补。
  康熙十五年,淮(河)黄(河)并溢,山阳钓鱼台,宝应高家堰,高邮清水潭一时并决,河水泛滥,声如雷霆,道路村庄全被冲垮,百姓呼号连天,景状十分惨烈。叶燮征督民夫抢修堤防,对老弱病残的贫户一律免派,而对那些“公然脱籍簿”,依然灯红酒绿的豪绅富户却概不豁免。叶燮审时度势,根据地理状况采用合理的方法加紧抢修,叶燮亲自参加抢修河堤的劳动,与民工同吃同住,经过三个月的奋力抢救,宝应东西60里河堤全部保住,大大缓解了水灾造成的损失,虽然得到了百姓的拥戴,却也得罪了那些豪门富户、缙绅之家。
  水灾刚过,洪水尚未退尽,当道监司即令申报涸田,以便恢复征赋。当道派出使者查勘,厉声呵斥:居然目中无官,而不报涸田。叶燮陪同使者同去查看,待看到实情以后,使者也只得同情地叹息而去。
  兴修水利恢复生产都需要钱,以前,宝应地丁岁入了万余两,驿站额支1万余两,到叶燮时,地丁岁入仅1700余两,且须按月提解,无可挪移,驿站额支减为400余两,不啻杯水车薪,应付往来信使犹嫌不足。而“三藩”军兴以来,军器、粮草等运输使费,皆须地方垫支,虽可报销拔补,也大多是一纸空文,叶燮多次呈文催拔,自然引起上司的不快,勉强拔补,也是大打折扣。叶燮面临财政空虚,而家无余资的情况,只得私人举债,以应驿政急需(后来还有人到横山向叶燮讨债)。
  其实,叶燮并非没有钱路。当时宝应有“万乡绅之盗案”等三大狱,说情者,仇陷者,络绎不绝。若以此据为奇货,攫取万金可说轻而易举,叶燮却丝毫不为所动,秉公执法,行之以恕,他的清正廉洁为当地百姓所拥护。
  白田风雅
  作为诗人的叶燮,在繁忙的公务政事之隙,不满官场的黑暗腐败,置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而不顾的社会现状,一腔悲愤之情溢于笔端,写下了反映宝应民生疾苦的《纪事杂诗十二首》,悉系发自肺¸之言,堪为史诗。
  《御马来》写讨伐“三藩叛乱”时,骑兵过境,先遣一骑冲风而来,“手持大府贴,御马到头行”,索要军需粮草限时刻日,军帖告诫:“毋轻身与名”,连县官吏役都战战兢兢,何况百姓。清廷为恩赏讨叛将士,特自内库关发饷银,由京解送前线,称为“帑金”,《帑金递》纪述,所过州县,要确保其安全,且须备足民夫到站倒换,“夕到朝送发,斯须勿停徂”,而宝应当时“邑小剩残黎”,应募的人虽勉强挨达前州,却“道死十三躯”,尸体运回,家人哭声动野。
  反映宝应水患的《荷锸夫》记一位荷锸持畚、挑土筑堤的老翁,“皮骨抛酸楚”,“肠饥转鸣鼓”,相反豪门巨户却“占籍酣歌舞”。《采柳谣》描述水患时的扰民,当时令百姓扎柳成埽用以培堤,“去年采东乡,今年采西乡,东西两乡柳,采之尽斧戕”,以致“境内一望空”,而这些“投之沧渊中,飘如马脱僵”。
  《衙前钟》等抨击上官、令史和大差们,不顾人民疾苦,索要“牺牲酒醴罗,玉帛交横陈”的供应,尤其是频繁的大役,搞得人诚惶诚恐,闻“钟”丧胆,惟恐“抗拂立粉齑”。
  叶燮的这些诗稿在宝应的文人中迅速流传开来,一批正直的文人为知县的人品、文品所感动,不约而同地汇集起来,用诗人的敏感和率真,写出了一批反映当时社会现实的作品,并且追随在叶燮身边,形成了一个诗人群体,这些人和叶燮结成了真挚的友谊,并这种友谊保持、发展到人生的暮年以至终老。
  这些人中有称为宝应二杰的王筑夫、陶 (及其子文虎),宝应状元王式丹(康熙四十二年,当时还是青年),翰林侍读乔莱及其子崇烈等。
  乔莱,号石林,康熙六年进士,后举博学鸿词,升至翰林侍读,至今宝应仍存其私家园林纵棹园。乔莱与王式丹在叶燮晚年曾多次到横山探望叶燮,留下不少诗作。乔莱归隐后在故居(后改名亏园)筑乐志堂,请叶燮作《乐志堂记》,那时叶燮已64岁。
  后来,宝应的诗人还邀叶燮重至宝应,并由叶燮撰《宝应重修六事亭碑记》。
  宝应又有别称白田,后来,宝应的诗人将叶燮在宝应时所作的《记事杂诗十二首》及其他唱和之作和后来重至宝应所作的诗与当地诗人的作品,分别编成《白田唱和集》和《白田风雅》等集子。这一时期是清初宝应诗人最活跃的时期,极一时风雅之盛,史称白田风雅。
  罢官退隐
  尽管叶燮在宝应清廉自守、政绩斐然,得到人民的爱戴,却也不免要得罪一些人。
  先是叶燮的前任知县孙蕙(字树百,山东淄川人,顺治十八年(1661)进士,康熙八年至十四年宝应知县),孙蕙因礼聘同乡蒲松龄为幕宾得风雅之名,蒲松龄因不满其工于权术、贪婪无厌,不到一年即辞他而去。叶燮晋京谒选时,已升任户部给事中的孙蕙将心腹祥(见上二篇)相托。叶燮平反射阳湖冤案并作成《湖天霜》一诗记述,还将祥驱逐,孙蕙知道后对叶燮种下刻骨仇恨,务求置之于死地,以杜草菅人命之纠弹。
  接着叶燮同榜进士江西李振裕(其父在明末任光禄寺少卿,降清后任兵部侍郎)在吴三桂举兵攻略江西时,以其父曾流寓宝应与邑中李姓相契,遂举家东迁,抵宝应之日,向叶燮索马夫一百名,叶燮以额例为辞,李振裕却迳命驿站夫头,如数派往其家。是日,适总河都御史巡河至宝应,需差役却无人承应,叶燮询问驿差,回答说往李翰林家供役了。叶燮责备夫头,引起李振裕恼Å,派健仆二三十人,持刀挟¹矢,震噪公堂,锁去衙役五人至其家,鞭打几死,叶燮前去理论,李非但不认错,反而恶语相向,并忌恨在心。后来,李升至户部尚书。
  还有江都张问达,听信捕风捉影之辞,昂然向叶燮勒馈千金,遭到拒绝,竟鼓动淮扬间的邑绅大户共同寻找叶燮的毛病,一时流言四起。加上过往宝应的各级官吏都未能从叶燮那里索要到财物,对叶燮也多有指责。
  于是,缙绅大户讧于下,藩司河道责于上,往来官员怨于朝,叶燮以一区区县令,自然挡不住这三股合流的暗潮,何况其中又有两位声势煊赫的京官,终不免以“该官庸懦成性,河漕绎站,百事废弛”的空洞罪名罢官而去。
  罢官之后去向何处,叶燮在给侄子舒崇的信中说:“无论梦断春明,即家居之念,亦复不作。”即分湖是不回去了,那么,能去的,看来也只有曾经隐居过二十多年的横山了。
  叶燮离开时,两袖清风穷得连赶路的盘缠也没有。好在公道自在人心,宝应的父老乡亲获悉之后,凑钱为叶燮置备行装,买船送叶燮离开,送了一程又一程、让叶燮非常的感动,挥笔写下《赠行碑》一诗。多年后重至宝应时仍有“赢得长天秋水碧,柳堤回首马频嘶”的欣慰。
  罢官之后的叶燮,深知以自己的个性无法在当时的官场立足,因而绝意仕进,在离开宝应回横山前给侄子舒崇的信中说:“既已在世外,宦游永断”,萌发出放浪山川之志,在同一封信中说“瓢笠之念已居六七”。
  叶燮回到横山安顿好家眷之后,带上简易的行李,开始了名山大川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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