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夜梦回,残月在天,仰望遥空,深思难眠,刚才梦境中的一幕又重现眼前：老书记头戴草帽，布衣布鞋，风尘仆仆地向我起来，正欲上前问候，一抬眼老书记又不见了，惊醒后方知是梦，顿时热泪涔涔。自今年1月17日原宝应县委副书记赵柏生同志辞世的噩耗传来后，我日思夜念，悲痛不已，他把一生心血和真情奉献给了社会，人们是不会忘记的，故提笔写下他的一些片断，以寄托我对他的怀念。
英雄之花绽放在下舍甸上。赵柏生同志1921年出生在淮安流均乡一户书香门第，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救国救民，他毅然地参加了革命。在八年抗战、三年解放战争中，他领导的游击队一直活跃在宝应北乡的安丰、水泗、下舍等地，与敌人进行过无数次战斗，常常出奇制胜，使敌人闻风丧胆，尤其下舍甸战斗的胜利，更使他声名远扬。1946年国民党挑起内战，蒋介石的王牌军74师疯狂北犯，一天其先头小分队已抵达下舍甸。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赵柏生同志领导的游击队既没有撤退，也没有转移，而是认真作了分析，认为敌人一路北犯未遇阻力，存在骄横轻敌思想，可以打他个措手不及。战斗在下舍甸大桥附近打响后，从早到下午进行得很激烈，双方都有伤亡，敌人感到很突然，有些慌乱。赵柏生同志乘势领导游击队发起反攻，敌人招架不住而狼狈逃蹿。下舍甸战斗的胜利，不仅打破敌人不可一世的神话，有力地鼓舞了全县军民的斗志，而且影响到延安，《解放日报》用大字标题报导了这一胜利消息，使赵柏生同志的名字更加远扬，为此他受到苏皖边区负责人彭冲同志的接见。几十年后，赵柏生同志出任邗江县委书记时，一天去地委书记傅宗华同志家看望，俩人正在谈话时，家人来报，说是中央首长来看望了，傅刚起身，见彭冲副委员长已到跟前，傅正欲将赵柏生同志介绍给领导时，彭冲同志一看就笑着说：“不用介绍了，早就认识，他是淮安流均人，叫赵柏生，打游击很出名……”，说着大家都笑了起来。
胸怀全局，克已让人。赵柏生同志大局意识很强，在工作中常常是高瞻远瞩，克已让人。1959年宝应与金湖分县时，赵柏生同志由宝应县委副书记调任金湖县委书记。临行前，地委书记周泽约宝应县委书记徐向东和赵柏生同志去扬州谈话，在听了灾情汇报后，地委决定拨八千万斤粮食给两县安排群众生活。在分配时，金湖虽然人口少于宝应，灾情也很重，加之县制初建困难很多，但赵柏生同志不忘大局，只拿三千万斤，表示回去努力做好生产救灾工作。对此，地委很赏识，徐向东也很感激。1964年，赵柏生同志调泰县任书记，在调整工资时，上级决定给他提升一级，由15级调14级。泰县水利局长黄国安也是抗日老干部但未调上，情绪不好。赵柏生同志了解后，为了照顾大局，立即向地委提出将自己提升的一级让给黄国安。此事不仅感动了黄国安，也教育了泰县干部，使全县调资工作顺利进行。后来赵柏生同志由泰县调任邗江县委书记时，省委为了表彰他的政绩和品德，特批他提升两级，由15级直升13级。
涓涓爱心，呵护幼苗。有位哲人曾说过，谁赢得了青年，就赢得了未来。赵柏生同志深谙此理，作为老同志，他十分重视提携后人，用涓涓爱心，呵护每一棵幼苗，无私地托起明天的太阳。解放初他培养的一些青年干部，后来不少人都当上了部长、局长、书记等等，挑起了革命和建设的大梁。当时青年人都愿意和他接近，有困难还找他。黄塍乡女青年戴作英，由父母包办嫁给了一个又矮又小还尿床的人，新婚之夜戴作英逃了出来找到赵柏生，叙说了自己的不幸，请他帮助。赵柏生立即派人去调查，弄清情况后，将戴作英留在了民运工作队，教她学文化，学做工作。戴作英进步很快，不久就当了上区妇联主任，后来赵柏生和县妇联主任王建平一道，又介绍她和陶林区委书记刘文元结了婚，过上幸福生活。戴作英同志曾亲口对我说过，她一辈子都忘不了赵书记。我本人也受到过赵柏生同志的不少关怀爱护，1952年我从苏北区党委调来宝应县委，经常随赵柏生同志下乡工作，他作风民主，生活朴素，工作认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当时我才22岁，革命热情高涨，白天工作，晚上写作，经常将宝应解放捕捞新人新事向外报导，有的文章还被改成电影在全国上映，因此赵柏生同志对我很爱护，但不久因劳累过度，过去在土改工作时感染上的结核病又复发了，急需休养治疗，但省疗养院规定17级以上干部才可以入院，我是19级条件不够。赵柏生同志了解后非常关心，一次他去省里开会，专程去省卫生厅为我说项，终于取得了入院许可证，后来经过一年治疗康复出院。为此我非常感激他，并和他结下忘年交，几十后没有中断，尤其到他晚年，几乎每周都要通一次电话，他很关心宝应的建设和老同志的情况，我都及时地向他禀告。
赵柏生同志关心、培养青年最突出的事例是他和责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孙家振的故事。孙家振泗阳县人，毕业于南大中文系，1968年下放六合县五七农场劳动。赵柏生同志调任六合县委书记后，一次去农场检查工作，发现孙家振有理想，有抱负，又能吃苦耐劳、联系群众、是个难得的人才，就注重培养。不久孙家振就担任了马鞍山公社党委书记、共青团六合县委书记、县革会副主任等。以后又被提升为共青团南京市委书记、团省委副书记直至省委常委秘书长和省委副书记。调北京后，又升任文化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但无论职务如何升迁，孙家振一直没有忘记赵柏生同志的培养，始终和他保持联系。
性格刚毅，宁折不弯。赵柏生同志为人正直，性格刚毅，在大事大非面前，能坚持真理，不怕磨难，宁折不弯，表现出共产党人的高贵品质。1971年国家开挖淮河入江水道工程，赵柏生和蔡家驹两位老战友，分别担任泰县和宝应两县水利团团长来到凤凰河工地，我则奉调去办《治淮战报》，和他们在一起，经常聆听他们谈往事，话沧桑，受教益。有一次俩人偶然谈起文革遭遇时，赵柏生同志十分感慨地说，他在文革中有“三最”：斗得最早，全泰县他第一个被揪出来挂牌游街；斗得最狠，前后经历近百场批斗；解放得最晚，被监管达四年之久。在那个夜气如磐，风雨如晦的日子里，造反派硬要他承认是反常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他一口拒绝。说自己工作上有错误有罪行，大家可以批判，但决不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从参加革命第一天起，自己就决心跟党走，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而奋斗。赵柏生同志置生死于不顾，敢于在自己脚下挖一口深井，来展示自己的人格力量，这需要何等的勇气和牺牲精神？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而是他从生命历练中沉淀出来的一种颜色，是他们那一代人的极品。造反派见他不低头，就变本加厉将他往死里斗，打得他伤痕累累，使他们吃尽了苦头，一直到获得解放，重新担任要职，才摆脱厄运。
赵柏生同志走了，花落寒潭不再回，我们再也见不到他的音容笑貌了，但他身后留下的那一串串闪光的脚印，必将永远地铭刻在历史上，铭刻在人民心中。我们这个民族是知恩图报的，凡是对人民做过有益事情的人，人民会永远地怀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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