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为梁公鼎成

   转瞬之间，梁鼎成老师离世已有三载。当时，初闻噩耗，如雷击顶，痛彻心肺，心绪紊乱得难以自已，连《宝应报》纪念专版的约稿，也因无法举笔而婉言谢辞。我与梁公相交极为深厚，他视我为友，我尊他为师。特别是2017年后，我俩同被安宜镇聘请撰写镇志，同在一办公室内，所分工撰写的章目又互为辅承，最难得是得以就近求教，特珍惜异常。晨昏请益，依依三年。自梁公离后，每进室思人，但见旧案虚设，不免黯然感伤；每翻阅资料，所留痕迹，依然如新，不由喟叹自发。他温厚怡和的待人接物，伏案孜孜的工作态度，谈笑风生的音容笑貌，几乎天天在我脑中萦回，往事历历，记忆犹新。在这梁公逝世三周年之际，我怀着崇敬的心情，将无限思念和琐碎回忆杂糅一处，捏塑成心香一瓣，焚燃于梁公与夫人陈英的合葬墓前，敬奉于朱家巷宝淮宿舍大院内宋泾河畔的梁公府宅门首。

（一）

   梁公比我年长两岁。中学时代，他就读于宝应中学，而我在氾水中学。青年时代，他工作于宝应县淮剧团，早就成为卓有建树的文化界名人，被誉为“宝应十才子”之一。而我则作为一名插队知青，穷于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躬耕于阡陌。我与他错过了青年时代相识的大好时光，等到真正能聆听梁公指授面教的时候，都已是双鬓灰白的退休之人了。每想及此，大有跌足嫌晚之恨。

   至于梁公大名，早有耳闻，且心仪已久。1964年，我插队于芦村公社，因对文艺的爱好，得以结识时为公社文书的刘长海先生。长海经常从县淮剧团要回些新的淮剧曲谱，教公社文艺宣传队的知青们传唱。那些曲调旋律优美，悦耳动听，既新颖时尚、不落俗窠，又保留传统韵味，淮剧风格十足，很受当地群众欢迎，一经传唱，便广为流传。他们说，谱曲者是县淮剧团的梁鼎成，在淮剧团乐队司琵琶伴奏之职。他们还告诉我，我原来在芦村小学读书时的老师，后来任韦北小学校长的夏存仁先生的女儿夏慧，师从梁公学琵琶，好像中学尚未毕业，就被泰州市京剧团乐队录用。长海与梁公早已是挚友，闲谈之间，常听其提及。虽然我仅闻其名而未曾谋面，但仰慕之情由生。有次，在长海宿舍里，无意间看到他漱嘴缸里插着两支牙刷，透明的刷柄里都嵌印着姓名，一支嵌着“刘长海”，另一支嵌的是长海夫人“陈容美”。从来，我们使用的牙刷，都是购买的成品。这种特地嵌进使用者姓名的牙刷，十分罕见，使我非常好奇。长海说，是县淮剧团在扬州杭集演出时，梁公趁便特地请牙刷厂给定制的。此时此刻，我心中充满了羡慕。羡慕的不是牙刷如何精美奇特，羡慕的是长海结交了如此一位重情重义的知音。不仅是淮剧音乐方面的高手，而且社交方面也显得优雅不俗。礼物虽说是一件极普通的生活用品，但特地嵌进使用者姓名，其意义就非同一般了。可见这位朋友非常珍惜这份友情，时刻把朋友记挂在心，尽管出差在外，一遇机会，想到的就是朋友。无形中，我心中又深深地嵌入一位聪明而雅致的身影。

        1973年冬，天假机缘，让我得与梁公有了一次面直相处之遇。那年，县里举办自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第一次全县文艺创作汇演。之前，芦村公社创作的小淮剧《红萍记》，曾在1965年全县文艺创作汇演中喜获殊荣。对时隔8年后的这次汇演，芦村公社当然是相当重视。由刘长海同志负责，立即组织班子，创作了小淮剧《三块钱》。那天下午，长海通知我，让我带着剧本到扬州跑一趟，找到正在扬州9巷招待所开会的梁公，请他为剧本谱曲。并嘱我就在扬州坐等，把新谱完整地带回来。因离汇演期很近，时间紧迫，所以长海非常着急，催我立即出发。那时的交通条件虽比解放初有所改善，但与现在的快捷方便无法相比。等我从芦村步行到氾水，已是傍晚，向扬州方向去的班车或客船都早已过境，我只好在氾水的大运河旅社住了一宿。第二天一早，来不及吃早饭，赶乘第一班过境的扬州车出发了。一路上，汽车慢慢吞吞摇摇晃晃，驾驶员又羁留旅客在邵伯吃了个午饭，好容易在中午12时左右才到扬州。下了车，我立刻奔向9巷招待所，想在下午会议前找到梁公。

   几番打听，在招待所里，终于见到了梁公。初见梁公，只见他白净俊气的面容，清澈明亮的眼神，年青，英俊，帅气，精神。也许长期受剧团生活的熏陶，他非常注重仪表的修饰。那会他还没有像后来那样秀顶，一头乌黑发亮的头发梳理得纹丝不乱，合身紧凑的棉衣显得干净利索。正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文华秀气中杂糅着艺术的灵动，全身充满活力且潇洒飘逸，除其身高比我想象的略有差距外，其形象就是我心中想象的那种英俊小生。我作了自我介绍，立即递上长海的信和剧本初稿。他未及看信，便关心地问我吃过午饭没有，晚上住宿如何解决。我爽直地告诉他，午饭在路上已偏过，住宿的地方还未找。他说，他们宿舍里正好有一张空床，问我是不是愿意凑合凑合。

       9巷招待所当时又叫邗江县招待所，设在9巷内，可能一个设在市区的县级招待所，怕被人看低，故常以地址称之。而我作为一个不速之客，能有一张安睡的床自是心满意足，何况是招待所的待遇，还无需破费，对我来说当然是求之不得而喜出望外，立刻顺梯子下楼，答应就在此住下。

   若干年后，当我与梁公忆及9巷初见之缘时，他告诉我，那次他们参加的是省文化厅在扬州举办的一个创作会议，全省各市县都派专业作家参加，我们宝应县则派了他，还有一位带队的军管会干部，姓陈的侉子。梁公说，同宿舍所住的另一位则是业内著名的大腕，那人姓甚名谁，什么职位，梁公说得清清楚楚，话音中充满敬仰崇拜之情。下午，梁公未去参加会议，而是在宿舍里看我送来的稿本。我不便打扰，便趁此机会，回了一趟农学院，拜望一下几位熟悉的老师。

   晚上，回到招待所时，宿舍里只有梁公一人，正专心致志地伏案疾书，书写速度很快，笔走龙蛇，几乎不假思考。令我感到奇特地是，他使用的是蘸水钢笔，是一种较细小的绘图笔尖；墨水也用的是绘图墨水，质地浓厚，写出的字迹如漆如琢，而且全在8k白纸上横书，确是少见。我初以为这是他们业内的习惯，后来才知道，这其实是梁公的独创。为了不打扰，便悄悄地到卫生间简单漱洗后，早早地在远离书桌的那张床上高枕而卧了。

   一觉醒来，宿舍大灯已关熄，其他两位何时回来，何时登床安睡，我则全然不知。而梁公案前的台灯还亮着，他仍同我睡前见到的那样，专心致志地伏案书写。我从被窝里伸出手臂，借助台灯衍射来的散光，看了看腕上的手表，已是子夜。我低声地催促他休息，他说，“没事呃，你侬个睡！嗯（我）把它弄好再睡。每儿个（明天）又有每儿个事了。”那时空调尚未普及，虽说是在招待所，室内依然寒气袭人。我赶快把已冻冷的膀臂缩进被窝，掖好被头，翻个身脸朝里，又呼呼大睡起来。我再一次醒来的时候，天已大亮。我从床上抬头看去，梁公他睡得很香，不知他什么时候上的床。好像听到我这边有响动，刚才还睡得着着的梁公竟立刻醒来。我客套地对他说，您辛苦了！让您为我们熬了个通宵。他说：“没事呃！嗯（我）们搞创作熬夜是常事，夜深人静才好写吶。”他边起床边说：“曲谱已写好了，对剧本嗯（我）也做了些修改。请唻（你）侬个带回去，告诉长海，过两天嗯（我）就回去。有什么事，回嘎（家）再说。”为了赶时间，我谢辞了他留我吃早饭的好意，匆忙把他递过来的原稿及他装订好的曲谱本和修改后剧本，一齐卷放进我的黄帆包，很客气的道了别，急急忙忙地离开9巷，向渡江桥南的扬州车站赶去。

   候车室里，利用上车前的时间，拿出梁公的曲谱本和修改后誊清的剧本。展开一看，哇！哎—呀！啧啧啧！漂亮！美！边翻看，边称赞。哪里还有心思看内容，就对其书法的欣赏足已令人目不暇接。工整的硬笔书法，似隶非隶的美术体，横细竖粗，一笔不苟，黑白分明，与众不同，别具一格。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其手写胜过印刷品。没打格，未划线，行间均等平直，可见其书写功底深厚。这哪是什么剧本和曲谱，就是一件非常精美的艺术品。我从未见过作曲家如何作曲，我本以为作曲是一种记录声音的艺术，作曲者一定要借助乐器，最起码在作曲时要哼唱几声。因为，我们排练文娱节目，有时要改动几句曲谱，就是这么哼的。可是，我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今天，全程中都没有听到梁公哼唱过一声曲谱，只见他就像我们写文章那样，在静默中把曲谱写出来。其实，在默写曲谱和修改剧本之时，看似宁静的伏案疾书，但他的心潮在与剧情同步翻腾，大脑里同时有一个舞台在演出、乐队在演奏，甚至已将小戏完整地试演出来。这次，作为长海的信使，我与梁公的直面接触不到20个小时，其中真正交流可能还不到一个小时，但我亲眼看到他为了一个朋友的委托，为一个不相干的基层单位文艺汇演的节目，在那寒冷的冬天，几乎熬了一个通宵。在那个全讲奉献毫无报酬的年代，照样认真，毫不敷衍了事。他对朋友的真挚、对艺术的执着，对专业的严谨，考虑问题的细腻，待人接物的热情，都在他的言行中自动流露出来。这时的我，对梁公充满发自内心的崇拜，虽未达到五体投地的地步，至少在震惊之后，钦佩之余，让我的一贯自以为是、做事马虎等臭毛病，自此大为收敛和改正。让我懂得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剧本中不成熟的地方，全部按戏剧要求做了改正，和粗糙的原作相比，更像是一个“戏”。那年，芦村公社根据梁公修改后的小淮剧《三块钱》参加了汇演，荣获全县一等奖。汇演结束后，我们邀请梁公与我们合影，他把他女儿梁妤也带来，抱在怀中。据我所知，以后多年，凡芦村公社创作的淮剧节目，都请梁公修改与谱曲。而我与梁公友谊的开始，被定格在那张照片上。

（二）

   自刘长海于70年代后期调县人大工作后不久，本人也离开了芦村，即与文艺演出之类的活动基本脱了钩。尽管不再为文艺方面的事啰招梁公，但与梁公见面的机会倒反而多了起来。进城后，我负责城区肉食品检验的管理。那时，每天都要到全城各农贸市场巡查。而梁公可能因家庭的分工，差不多每天都要到大桥和鱼市口这两个菜场，承担采购菜蔬的任务。因此，我们经常巧遇，见面时不免寒暄一番，家长里短地交谈几句。有一天，他特地带来一只鸳鸯找我。这只鸳鸯是他在大桥市场发现的，可能是捕获时的不慎，腿被弄断，他不忍见如此美丽的动物成人口脍，况且鸳鸯还是传说中爱情的象征。于是他便花高价买下，特地带来让我帮助救治。可惜，就我当时的兽医水平及其时的动物医治疗条件，实在力不从心爱莫能助，转而建议他到县兽医站去看看。承蒙他的信任，说，你倒没办法了，还去找哪个？看着他沮丧离去的背影，我对他对美好事物的憧憬及对小动物怜爱的善心充满钦佩，也为我的无能为力而抱歉十分。

   时隔不久，梁公又来找我，这次是为县交通公司的一位下岗职工而来。这位下岗职工急于创业，听信了一些不实信息，便租用了一块地方，建起了几排圈舍，大养特养了一批海狸鼠。可是，几个月养下来，非但没有获得如信息中所宣传的那样好的经济效益，反而出现了问题。凡养到一定大小，就不吃不喝地死掉。他找到梁公，梁公又找到我。那天，我随梁公一起，各骑一辆自行车，到那养殖场去了一趟。经过一番周折，我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施以良策，皆大欢喜。这次梁公非常高兴，我也因得到一个弥补的机会而顿觉轻松。为了一个毫不相干的下岗工人的事求助于我，竟对我如此信任，我十分感动。事后，我偶然兴起，试写了几篇《兽医手记》，其中有一篇《海龙的故事》，记录了他这次扶贫帮困的事迹。成稿后，我请梁公指教。他阅后，可能对我的写作水平比较认可，便建议我写写宝应的历史文化。

        2002年，县蚕桑站高工邢向元邀请我，合作撰写一篇有关宝应养蚕植桑历史的《宝应蚕话》，根据分工，历史那一部分由我执笔。我便求教梁公。梁公对我进行了认真细致地指导，并将《宝应历代县志类编》和明嘉靖《宝应县志略》借给我，以便查找资料。《宝应蚕话》在《中国蚕业》杂志发表后，在归还所借书籍时，我请梁公到县档案局帮我购买了一本《宝应历代县志类编》。虽然对地方历史文化的关注是我自幼的爱好，但得以认真系统地学习，投入家乡历史文化的探讨，并开始地方历史文化方面的创作，是我正式退休后，在梁公的启发指导下开始的。谁知一发而不拔，从此，热衷家乡历史文化的学习，成为我晚年生活的重要精神寄托。

（三）

        2005年6月6日，经梁公推荐，我的第一篇地方文史性散文《痘神庙街探源》在《宝应日讯》上刊出。此后，不定期地陆续有成稿发表。每次与梁公见面都能听到他的关心、鼓励和支持，温馨愉悦，如沐春风。在我学会使用电脑之前，每篇文稿皆由梁公亲自送至报社。那时，《宝应日讯》社设县博物馆4楼，每次送稿，都是他从朱家巷的宝淮宿舍步行到博物馆，还要气喘吁吁地登上4层楼。而且是即事即办，从不耽误时日，从不托故推迟。按他当时那种丰腴的体形，如此劳顿，实在是太对不起他老人家了。

   记得那年春节期间，我撰写了一篇《中大街杂忆》。节后，便把文稿送给他，请他斧正。恰巧他不在家中，我就将文稿托付给其夫人陈英。后几天一直下雪，我们都窝宅避寒。没想到的是，没过两天，文章竟发表了。后来，他夫人告诉我，梁公看过那篇文章后，连声夸好，冒着鹅毛大雪，及时把文稿送到报社，回到家，靴筒里都灌满了雪。据我所知，许多文友在创作的道路上，都得到过梁公的帮助、鼓励和支持。他这种对后学者倾心相助的无私精神，成为我学习的榜样。

   对我的文章，每次他都直叙己见，对文中不足之处，都提出修改意见，指教谆谆。如在《潼口寺的钟声》一文中，他建议加入“玉汝于成”成语。因《宝应日讯》的版面所限，他说，今后每篇字数最好不超过2000。后来，我便谨记梁公的话，将每篇文章字数压缩在这一范围内。

       2002年，一天，我与他在路上巧遇，他顺口问及家兄胡继高近况。我告知他，胡继高近期在扬州博物馆，很想回家乡看看，但因无法找到合适的车子，可能回不来了。他说“在扬州，不回来看看多可惜。我来想办法！”至于他想的什么办法，我不知道，但第二天，胡继高被他接回了宝应。我知道，这肯定是通过了他最给力的渠道。从此，胡继高与他又成为朋友，每年春节他们之间都互祝问候。宝应书法耆宿赵文澜先生八十、九十两轮大寿，胡继高皆赠画相贺，全都是梁公从中作伐。他待人真诚，虚怀若谷，谦逊勤勉的形象，永远留在每个熟悉他的人心中。

       2003年，他邀我参加对宝应古城现状调查。这是没有任何行政意图的民间活动，完完全全是自发自觉的志愿者行为。我知道，这是他有心引带我对古城作一次全面性地了解和考察，让我了解那些已消失或濒临消失的遗迹故址现况。虽然，我出生于这座古城，但对古城的了解有许多还停留在历史的印象中。改革开放以后，城市飞快地向东向南拓展，特别是近十年来，可谓是发展迅猛，日新月异。古城倒似乎冷落萧条许多，有的地方疏于管理，被损坏得面目皆非。他用现状调查的方式，唤醒我们对古城保护意识的苏醒和重视，多为古城保护大声疾呼，做点力所能及的社会公益。那几天，我跟随他和宝应博物馆原馆长季寿山先生，一行三人，连续一周，北自铁桥口，南到挡军楼，东起民便桥，西至大运河，几乎跑遍了古城大街小巷的角角落落。每条古街巷，每处古遗址，每座古桥，每眼古井，每幢古民居，甚至连门前的户档、房屋的古墙、墙上的古砖，都留意品鉴。梁公体富步促，每天跑得满头大汗，衣服俱被汗湿。他自始至终乐此不疲，且精神昂扬，兴致高亢。那次调查拟定的许多地方，如孙荫庭故居、蒲松龄游幕纪念馆等，后来经过修葺，都成为对外开放的文物景点。

   宝应城隍庙桥，即忠祐桥。原建于明嘉靖四年（1525），虽几经修葺，但仍是宝应城内原汁原味现存的古桥之一。某年夏天，这座古桥不幸被有关方面下令拆毁。梁公告诉我，城隍庙桥被拆的那天，他就在事发现场。我问他为什么不加以劝阻？他说，那天，他在被邀请之列参加一个座谈会，座谈议题就是城隍庙桥能否拆毁。座谈会上，参加座谈的人士一致呼吁不能拆。中午留饭，饭后走出饭堂，发现桥已被拆毁。他满带沮丧地叹道：“宝应古城最后一座明建砖拱桥完了！宝应还有什么真古迹呢？”转而愤愤地说：“我们说不能拆，不能拆！人还未走，当我们面就拆了。我们说的有什么屁用！还是掌权的说了算。千古罪人！千古罪人呀！”我从未看过梁公发怒，那次激动之状，出乎我意料。想当年，为保护高邮运河边的那座宝塔，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让大运河工程改弯，让出宝塔。宝应与高邮虽是相近比邻，但对地方历史文化遗迹保护的意识为何相差甚远？

   为了团结一班地方历史文化爱好者，加强宝应历史文化的系统研究，在梁公的倡议下，我们成立了“宝应县历史文化研究协会”，公推梁公为协会主席。自此，协会开始了有组织、有计划比较正规的地方历史研究活动。    

   梁公夫人的去世，对梁公影响极大。在参与撰写《安宜镇志》的后期，梁公突发甲状腺肿瘤，手术后一直疼痛，且病情不断加重。就是在那种情况下，他仍然隐瞒着病情，按时到安宜镇志办上班，直至志稿终审结束。他离开镇志办工作回家之后，竟一病不起。我曾多次打电话、发微信，向他询问养病处所的地址，想去探望他老人家。他都托词婉言谢绝。时隔不久，竟与世长辞！呜呼悲哉！

   在他离世后的这三两年内，宝应的文史研究工作方兴未艾，形势一片大好，令人欣喜非常。在县政协、县委宣传部等部门领导下，进一步完善组织，加强交流，联网建群，频繁活动，探索面大开阔，研究度更深透，成书质高量多。着实是捷报频传，群情奋激，成绩斐然。近期，常在微信群里，看到许多文友对梁公的忆念。大家之所以怀念他，足见他的为人与事功，早已深入众心！

   仅以此告慰梁公在天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