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宝应乔氏，原籍山西襄陵县，因该地区经常发生灾荒，为了避灾而迁至苏州阊门一带谋生。明初‘洪武赶散’又迁徙宝应南乡柘沟定居。传至先祖乔邦从时，已成为宝应南乡旺族。
《县去类编》人物类·“忠义笃行”章载：“乔份，字古村，祖居柘溪（柘沟）。举世多阴德。父邦从，尤行义好施。”由此看出，行善乐施、乐于助人的品格是乔氏家族古来的优良传统。《类编》对中乔份的记述较为具体：乔份，明·嘉靖二十（1540）年生，生来有与众不同的特征，长成以后淳朴孝友，居乡退让，乐于救人之急，方圆百里众多庄户得到他的生活资助。诸如拾金不昧、行程百里补偿货款、大灾之年献田地置义冢、贷息钱于庄邻因受灾而不索还等等善举，已由同道细评，本文不一一而举了。乔份卒年七十四，远近乡邻无不感叹：“份公实在是难得的宽厚仁慈长者啊！”乔份生长子可仕，次子可聘，子孙“科举中取”的名目至道光年间已有八世，被人们赞誉为“因祖上恩泽而绵长也”。正所谓“寿山南山不老松，福如东海长流水”。
乔氏三进士之首乔可聘，生于明万历十七（1589）年，字君征，号圣任。明天启二年进士，授中书舍人，官至河南道监察御史。他虽身居“御史”显位，然生活俭朴，性淡素，无华丽衣服、丰盛美味及豪门大宅。然为官清正、尽忠尽责，一心为民，高风亮节，享誉清史。如奉皇命巡按浙江期间，赎金万余锾（古代重量单位，一锾等于六两），修文庙，赈贫民、置义冢，造福于一方百姓，等等无不令人感叹。后因官场奸臣当权，乔可聘弃官归里，于柘溪河畔筑“柘溪草堂”，治学著书其中，从不接见显贵者，年八十七岁而谢世。说来也属奇事，康熙乙卯夏（1676年）一日，乔可聘忽召集家人，告之大家自己将在五月十七日而终。随令家人为其更换席、衣服，后于闰五月初七离世，似乎了然自己的生死一样。他的挚友李清在墓志铭中叹曰：“虽然以公起家名进士，官赫寿高，子若孙绵绵且奕奕，足矣”。
乔氏三进士居中者乔莱，生于明崇祯十五（1642）年，字子静，号石林，又号石柯。康熙六年进士，授内阁中书舍人，官至侍读。乔莱平素“为人明达宽和，洞见表里，友爱兄弟，终身无闲言。笃于故旧，不以存亡易心。轻财乐施，急人之难如不及，家状中所载抚孤子、还鬻（卖）女、葬故友、赎族人诸义举，不可胜书”。乔莱乐于举荐提拔人才，很多有才华的人由于他的帮助成了名。因他人品贵重可敬，故在士林中交游极广。当时许多重要文人官员都与他有诗文往来，如王士祯、张英、陈廷敬、高士奇等。后来因宫廷河工争议，得罪权臣而被革职还乡。乔莱罢官南归后，于故乡宝应县治东北隅购得水泊隙地一区，治以为园。“园寓人品”：园内外皆水，而因水置景，或为池、为塘、为渠、为潭、为泉。有堂临水，曰“竹深荷净堂”；有亭在水，曰“洗耳亭”；有阁覆水，曰“翦淞阁”；有桥截水，曰“津逮桥”……不叠石，不种鱼，不多架屋，凡雕组藻绘之习皆去之。全乎天真，返乎太朴，而临眺之美具焉。园名曰“纵棹”。每日午饭后，“辄(总是)刺船来园中，巡行花果，课童子（教儿童读书），剪剔浇灌，品茗焚香，扪松抚鹤，婆娑（迴巡）久久而后去。有佳客至则下榻焉，琴弈觞咏，陶然竟日”，开始了“智者乐水”的隐居生活。可谓：文如人品载经史子集，园传四韵寓琴棋书画。
然而，乔莱虽息影官场，隐居“水园”，仍心系国计民生，十分关心家乡地方大事，凡“桑梓利病，如筑子婴堤、启闭涵洞、募派夫役等等，侃侃（理直气壮、从容不迫）为当事言之，常得所请，乡里多蒙其利”。
（二）
乔可聘，天启二年中进士，授中书舍人，当时正值宦官阉党魏忠贤权势方张，即辞官回乡终养慈母。乔可聘母亲沈氏教诲他：“吏有百行廉为先，文官不爱钱，天下太平。吾邑风气素薄（俭朴的传统），华毂朱轮（装饰豪华的车轮），后多不振，尔当矢清白积善以永余庆吁”。一位身居乡间、常年劳作的农家妇女，能如此申明大义，足以可见乔氏门风如皓月清辉世代朗照。乔可聘父母合葬墓志铭亦云：“此所以中翰母也，中翰通籍十五季，环堵萧然，清风绝世，则母德远矣”。
崇祯元（1628）年，乔可聘为母送终后返京官复原职（中书舍人）。他个性俭约，居官谢绝与有企图的求见者交往。同朝为官者唯严格师事明末大儒、都御史刘宗周，与黄道周、倪元璐、马世奇、陈龙正等儒士良臣，日夜亲近殷切，相互探讨学问，以政治得失、人才邪正为思虑。乔可聘“以伉直著声”，虽然滞留中书一职达十年之久不得迁升，但他从不屈从于朝中大阉权臣。官御史时，巡按浙江期间勤政为民的同时，奖廉惩贪，权奸敛迹，狱讼多昭雪，吏民凛凛，相戒勿犯乔御史，可见他威望之重。史称其“廉直著声，为清流标鹄”。意思说，乔可聘为官清廉正直众口称赞，是朝廷命官们效法的楷模榜样。“政审人去后，民意闲谈时”。乔可聘百年后，县乡贤祠“清赠翰林院编修前掌河南道监察御史乔可聘”；另据《道光志》刘宝楠撰《修建宝应祀典议》一文曰：“旧有四贤堂，祀明御史乔可聘。”乔可聘当年辞官隐居建筑的“柘溪草堂”已成为他学士人品的象征载入史记、留迹画中。
《乔莱生平述略》“家世生平”一节写道：“乔莱母潘氏，封宜人，于明之亡也，流涕累日，作绝命诗四章，置衣带间，阖门自缢，为家人所觉，故得免。”数字几语，令人荡气回肠。
乔氏门风崇尚气节、正直不阿，对乔莱的个人秉性与为官处世之道及家族后人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乔莱幼小聪颖过人，悟性极高，未成童，参加县试，县令怀疑他年幼，当场出题七道试之，见应答自如立让他入场参考。县令感叹说：“乔公有后人矣。”康熙六（1667）年，年仅25岁的乔莱便中进士，封内阁中书舍人。康熙十二（1672）年授任顺天乡试同考官，乔莱矢心剔弊，无半点私心，深得众望。回归京都，他因老父乔可聘年已83岁高龄，恳请告假回乡奉养送终，直至4年多父丧礼毕方返京城复职。其后11年间，乔莱才智出众，文华映日，连被擢升。然而，他为了关系国计民生的河工廷议，慷慨陈词，触犯权贵，深遭忌恨，而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遭罢归。其后，居家七载，归而裹足揜关，决口不谈世事，无片札入长安。益肆力为古文辞，有集若干卷。如此高风亮节，莫不让人如入诗佛王维“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佳句之境……
（节选自《乔家白诗与乔氏家族述略》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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