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懋竑，宝应人。字予中，号白田，学者称白田先生。因其“一生精力，尽瘁于《朱子年谱》”，被梁启超先生称赞为“足以廓清障雾，为朱子功臣”。朱子是指南宋著名学者朱熹，我国古代著名哲学家、教育家，程朱理学的代表人物。朱子主办的白鹿洞书院学规完善、规模宏大，是我国古代高等学府的典型代表；其对儒家要义的注释以及对儒家学说的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朱子所选定的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以及其撰述的《四书集注》，成为自南宋之后历朝历代科举考试的全科玉律和不二准则。而王懋竑的贡献就在于从汗牛充栋、浩如烟海的经史集注中去伪存真，对朱熹作了全面、深入、科学的研究。这也难怪汉学家、宝应人陈铁凡教授在一次回忆中说：“我第一次见到胡适之先生（国学大师），他得知我是宝应人，立刻竖起了大拇指，你们宝应的王懋竑真是了不起，他的《朱子年谱》，确为不朽之作”。
　　王懋竑除学识极其渊博、学术非常有建树外，（著名历史学家张舜徽认为他是扬州学派的先驱、宝应学派的创始人），他为官清正、持躬谨严的品格也受到世人的称赞。
　　王懋竑，康熙七年（1668年）出生在一个世代书香的家庭。曾祖王有容，做过江西泰和县县令，“有惠爱在民，至今讴思之”；祖父王凝鼎，博学笃行，县志有传；父亲王式旦“缵承前绪，工文章”，著有《花萼堂文集》，“与弟楼村公（宝应唯一的状元）齐名，而享年不长，未展其业”。王懋竑从小在这样一个家庭里“克承庭训”，“仰继泰和公之遗烈”“思发扬光大，以显前而传后者，历数十年如一日也”。由于父亲去世早，王懋竑“少从叔父学，即自刻厉”，“初为文，已惊其长老”。十八岁“县试拔第一，文出，邑人争相传诵”。但他“不屑揣摩场屋”，不愿“旁通关节”，因而“屡试迍邅，无所合，守其道不变”。直到四十一岁始中举人，五十一岁才中进士。如同现在“走后门”、“改岁数”的做法，好心人劝他“拜谒当路要人”，或“染须改年岁”，以预官选。王懋竑坚执不从，志传上称他“未尝以竿牍及之”。他写下著名的《书座右》以表心迹：“长堤溃蚁穴，君子慎其微；平生操其刀，不敌一念非”。
　　正是他的浩然正气“负一时重望”，加之他“邃于经术、元元本本、有扣即应”，五十六岁那年，王懋竑被雍正皇帝“特召”为皇三子弘时老师，“授翰林院编修，上书房行走”，得以“引见天颜、温愉褒嘉备至”，对于这一突如其来的飞黄腾达，王懋竑始终保持着他一贯“持躬谨严”“卑亢未秩”的本色。从中进士的第一天起，他就告诫子女“汝辈可体我意，一切平常处之，谦下自持与前分毫无异，方不失吾家风。不尔者，吾不以为子矣”。进紫金城后， “受职侍禁近” 做皇子老师，更是“寄书家中贴壁云：某通籍十六年，未尝与邑中一书，未尝受邑中一钱，此合邑所共知也。异日朝庭或有任使，俸禄之余，必不以私妻子肥囊橐。今唯望各有约饬，共守祖宗清白之遗”。
　　王懋竑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雍正二年，王懋竑担任顺天乡试同考官，“邑有赴顺天乡试者，度君将入闱分校，求通关节不可得，索家书暗拆观，谓有私语可挟以相强，及知其无有，乃惭谢”，“吾固无不可对人言者也”，王懋竑的光明磊落，受到家乡父老的推崇。有同年（同科中榜者）陆君，出令东流（今安徽池洲），王懋竑即去信勉励，“我辈受天子命，牧养斯民，不可毫厘不尽其心”，理应“清洁自爱，勤于职事”，尤应加意“建立规模，整顿纲纪、严密周防、谨察微隐”、“近百里内鳏寡孤独，有一不获其所，不得不引为已责”。这些话，对于今天的当政者也是有教育意义的。
　　王懋竑还不畏权贵，敢于直言。他未中进士前，叔父王式丹遭人诬告，几陷大狱。王懋竑多次跋涉京都，上书枢要，反复辩明冤情，请求昭雪，不怕受到牵连。王懋竑在河北青县幕府任上，有一叫道清的尼姑投井自杀，老百姓都认为必有冤情，但“狱词成招，前后变幻，牵连扳诬，至控大部，展转审讯，积六七月不决”，王懋竑多次到事发地了解，“细加研勘，尽得其情”，并 “代作祥稿，一一辨晰，经复大部，其事遂定”。尼姑道清“皎然之躯不受诬蔑，而逼死者，果无所逃罪”，使冤案得以大白。
　　王懋竑还是有名的孝子，“事母至孝，侍食必躬亲”。“少时尝谓友人曰：老屋三间，破书万卷，生平志愿，于斯足矣”。王懋竑中进士时，母亲已经八十多岁了，为了照顾好年迈的老母亲，他多次上书皇帝，“陈情乞归”。王懋竑儿子王箴听在其父《文林郎翰林院编修予中王公行状》中是这样说的：“府君休官时，年五十有九矣。坐一室，别无长物，旁有数柜，聚经史子集颇富……”“府君自少及老，清贫转甚而固穷自守，未尝丝毫妄取。布衣蔬食，恬然安之”。有一年，“岁值冬暮，家窘甚，邻邑某以贪婪褫官归，为其尊人求作志铭，馈遗特厚”。王懋竑“峻却之”，坚决予以拒绝，曰：“言不可苟也”，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歌功颂德、树碑立传的。王懋竑对贪官污吏深恶痛绝，而对待乡邻有急难待救者，“必曲为筹划，每赖以全济，纵费尽拮据不以贫故有吝色”。这就是王懋竑的清正本色也正是他的高风亮节之处。“邑之人无论识与不识，相与传道之，莫不加敬”。同年生高星源尝谓之曰：“君无过人处，但本色耳”。
　　王懋竑于乾隆六年（1741年）去世，享年七十四岁。著名学者钱大昕先生称赞他“笃志经史”、“耻为声气标榜”。乾隆朝吏部尚书、高邮人王安国先生评价他“自处闺门里巷，一言一行，以至平生出处大节，举无愧于典型”应该说是再恰当不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