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之泽,无世而斩”,孟夫子之语是对历史的总结,也是留给后世的箴言。两千多年来,世事沧桑,朝廷更迭,多少帝王之胄、贵族后裔升沉枯荣其中,而随长江大河的淘洗杳然烟波矣。风流余韵不在,但作为具体的人,又如常人一般繁衍不息,代代相传。而今,在我们的亿万人群里,不也有他们在?当然决不是当年的公子王孙了,却也是共着时代大潮的起落,谁又会去想他们能有什么别样的生活境况呢? 赵 征 溶
从李学鹏同学那里得知刘鼎川先生熟悉宝应地方的文史和掌故,我便前往拜访。不料我的这位同乡竟是刘邦的后代,汉室七十三世孙。几次访谈,又得其馈赠资料,我便渐渐打开这位帝王裔孙的现代画页。
刘鼎川,江苏宝应人。祖籍为安徽贵池,其祖父刘世琛因时事变乱避祸于小城宝应。其父刘汉章毕业于南洋医科大学,是当地的名医,而遭人忌害亡故。后他由叔父抚养,虽亦入庠序,即含辛茹苦。幼年见家中板壁皆髹红漆便觉好奇,从大人口中得知,非寻常人家,乃汉室后裔。由此,这便像一粒种子播进了他的心田。孩时朦胧,又家境困顿,并不以为意,也无处摆显。解放后投身革命,从事医务工作。在那阶级斗争的年代里,出身剥削阶级的人,都因其上辈而存负罪感了,更遑论帝王之胄,亦耻于他人言。曾任上海市金山县朱泾医院副院长,文革期间遭批斗,斯文扫地,人格辱没,深恨不已,什么“汉室裔孙”,全扫入“四旧”而荡尽余想。
文革结束后,一些被颠倒的历史又颠倒了过来,中华文化的一些传统得到了恢复,追远念祖这一宝贵的人文理念,又在人们的心田里萌生出寸草,向着春晖。刘鼎川这个汉室七十三世孙于心戚戚焉。祖父辈昔日话语,音犹在耳,然信当有征,于是他开始了寻根之旅。去安徽贵池,遂寻得《家谱》。《家谱》彰明较著,上溯姓之原始,下逮继世之宗。而谱牒不坠,刘鼎川为汉室裔孙即由此证实不讹。
面对历史,他有着严肃的思考。刘氏世世衣冠,祖辈的业绩,特别是近代的曾祖父刘瑞芬及其子刘世珩的历史贡献让他感奋,而从中领悟着人生的价值判断。
刘瑞芬(1827-1892),光绪2年署两淮盐运使期间,淮北饥荒,饥民多逃往扬州一带,刘瑞芬即在城外搭棚以安置饥民,授以粮食糊口,6万饥民而得以度过灾荒。任苏松太道,粉碎了洋人欲占浦南的图谋,而维护了民族利益。后又多年从事外交工作,曾为英、法、比、意四国钦差大臣,在处理外事方面也多能益于民族而有所建树。其事迹载于《清史稿》,也存入有关的地方史志中。
一个封建王朝的官员,心系百姓,念在民族,勋业卓著,是无愧于史册的,自然刘鼎川为有这样的祖辈感到骄傲。他去贵池祭祖,去丹阳龙库村给曾祖父扫墓,去南京、江宁、扬州寻访旧踪,便是对祖辈的敬仰和感恩,是对追远念宗的人文精神的承接。但更是一种心灵的震动,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留名史册,是对后人的昭示。这当是贯串在历史的脉络了,延续着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精神的寻绎中,刘鼎川便有了自觉的历史的担责。乃阅读史卷,请教师长,多方搜集先德的资料文物,从人物行状到诗文著作,到刊刻书籍,到一截墓碑,一方印,一支墨,细大不捐。一次去贵池探乡里,即获得刘氏文物数种,又刘聚卿所辑《贵池沿革表》(上有张季直、缪荃孙题序),又得多涉刘氏事的王源瀚的诗集。中国书店的周岩曾述及一事。他为刘鼎川找到了伯祖父刘聚卿刊刻的《聚学轩丛书》60种及其他小书,当时丛书价值千元,刘鼎川囊中羞涩,只买了几十元的一部小书。周岩感其诚,后常给刘鼎川提供与刘氏相关的一些书名和线索,与之结为书友。其寻觅艰难非常,而不遗余力,乃得有较为丰富的收藏。由此,其祖辈的人物风貌、社会贡献得以生动具体的呈现,利国利民的精神得以发扬光大。于刘鼎川来说,这是最大的孝道。而于社会来说,这是在收藏一页页历史。
他知道,不仅他,他的族人,还有我们的社会,需要精神文明的传承和历史文化的滋养。可以说,历史文化是他追寻的一大亮点。而相对集中并具很高价值的是他的伯祖父刘世珩。
刘世珩(1875-1926年),字聚卿,是刘瑞芬的第五子。曾与张謇一起办理工商事务,而开创立商会、兴办学校风气之先。而整理财政币制的建言与措施,颇得张之洞的信任,国内学者亦翕然称著。他更系心文化,是一位大收藏家。“性嗜古,凡书画器物出自古昔名贤之手咸以得集藏之为快。”尤嗜校刊古书,曾刊《聚学轩丛书》,皆未经传播之遗稿。又纂刊《贵池先哲遗书》,自唐以来,乡邦文献,征集无遗。其余传刻宋金元以来传奇近百种。均精审自序,谓无惭于汲古,秀野诸贤。
收藏最珍稀之品,乃官京师时所得唐乐器大小忽雷,亦为刘鼎川追寻最为关切者。他多方搜集大小忽雷的相关资料,便得知大小忽雷的来龙去脉。所谓忽雷,实为鳄鱼皮所蒙的琵琶。原为唐代文宗宫闱禁物,大小二件。后流落民间,小忽雷曾为孔尚任所得,孔尚任并与顾天石合作《小忽雷传奇》。刘聚卿刊刻《小忽雷传奇》,获小忽雷线索,而得之于卓氏。小忽雷“龙首凤臆,蒙腹以皮,柱上双弦,吞入龙口,一珠中分颔下,有小忽雷篆书嵌银字项,为臣(韩)滉手制恭献建中辛酉春正书”。孔尚任曾盛赞小忽雷,“质理之精,可方良玉,雕镂之巧,疑出鬼工”。是年冬,复得大忽雷于张瑞山琴师。大忽雷亦似琵琶而止二弦,凿龙其首,螳螂其腹,制极古雅,与小忽雷同牙柱,齮龁左右相向背,施朱漆,上加彩绘,有金缕红纹,蹙成双凤。其发声清越而哀,与小忽雷极相类。得藏双壁,刘聚卿即名阁为双忽雷阁,自号枕雷道士,并作记以述其幸古缘之不浅。后几经辗转,大小忽雷归故宫。
大小忽雷堪为国宝,它们是难得的古代乐器的遗存,是古代器乐史的确切的物证,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对此,刘鼎川极为珍视,至今他珍藏着大小忽雷的墨本,即贵若拱璧。文史专家郑逸梅曾撰《大忽雷与小忽雷》一文,即由刘鼎川提供了大小忽雷的图片。刘鼎川还向故宫博物馆提供了大小忽雷的相关史料,而让这段传奇般的史事不至湮没。
除此,刘聚卿还收藏过两张古琴,一名“九霄环佩”,一名“鹤鸣秋月”,亦珍稀文物,现分别藏于故宫博物馆和湖南博物馆。刘鼎川藏有古琴的照片,则倾心搜集资料,而为两博物馆写作文字说明。应该说刘鼎川也是收藏家,世俗收藏家多重物重利,而他重文化重精神,又别一境界。他的理念是,收藏不仅在于存物存史,更在于文化的传承,精神的弘扬。为此,他十分重视宣传,多次作讲座,介绍其所收藏的文物史料,充分阐扬它们的人文内涵和历史价值,而增益于社会。如今年中秋,在上海笔墨博物馆举办的笔会上,刘鼎川作了大小忽雷的专题讲座,即受到了与会者的热烈欢迎。上海商报还作了报道。
刘鼎川务力于先德史料的搜寻,务力于祖辈精神的弘扬,其孝道奉行,尽到了他的历史的、社会的责任。其间也是他受到历史文化濡养的过程,而有了对自己严肃的审视。他是汉室七十三世孙,可历史机遇不同,社会条件不同,没有祖辈的显赫的社会地位和丰赡的财力,已不可能如祖辈的业绩辉煌,但祖辈利国利民的精神和文化传统必须传承,当努力创造自我价值,而不宜妄自菲薄。
先前悬壶济世,而退休后,除了热心文史,祖辈的、地方的,他又收拾起刘家旧事,濡墨染翰,写字作画。在性情的陶冶中,亦不乏创作成就。他是上海书法家协会会员,上海美协海墨中国书画会会员,上海交大艺术交流中心特约书画师,孟海印社常务理事,东方中日书画家协会会员。其作品多次参加展出,并发表于书报。他能双手并举,或写或画。其所绘的虾,意态鲜活,盎然成趣,他却拒绝别人称其为“虾王”。第二军医大学副校长黄伟灿,在汶川大地震的援救中任副总指挥,完成任务返回沪上,上海市组织百名书画家慰问。刘鼎川便在其中,共赠七幅四尺画作。
自幼受祖母影响,又文革后洗刷心灵,刘鼎川便信佛向善。而发挥书画所长广为结缘,带领同信仰的书画家跑庙,遍及江浙沪诸庙宇,如上海的静安寺,奉贤的鸿福寺,江苏扬州的大明寺,宝应的宁国寺,浙江象山玉泉禅寺及河南少林寺等,年一至两次。每留下墨宝,而往佛教寺院注入文化的元素,提升着庙宇的文化品位,有着良好的社会影响。人称社会活动家,其所宜也。
其祖上曾留有治家治世的格言,“律身宜严,处世宜宽,宽严各得,品行斯完。”可以说,在搜寻和恢弘祖上遗德的过程中,刘鼎川也是在遵从祖训,完善着自我。而在现实的社会里,有了汉室七十三世孙的准确的人生定位,并无愧于先辈,亦无愧于时代。刘鼎川现年八十有二,然精神矍铄,仍在孜孜矻矻,不倦追寻,沿着祖辈的足迹,而视为事业和生命,便更令人敬而仰之了。
庚寅年初冬于忘忧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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